「鷹派特首」應當帶領出強勢公共行政隊伍

　　侯任行政長官賀一誠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董倩的專訪內容，讓人深切地感覺到，賀一誠將不會是「佛系特首」，而將會是有所擔當，有所作為，而且是有所思考，有其遠見的特首。也不是「讀稿機」，而是侃侃而談，出口成章，言之有物。這可能是得益於他在十多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中的工作經歷，與從中央各部會或地方省級政權「一把手」退居二線的同事們共同合作交流，及在澳門立法會主席的歷練，對澳門特區的各項事務都極為熟悉的結果。

　　在這個專訪的「開篇」，賀一誠向董倩介紹了四件物品。其一是李克強總理簽發的任命他為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令」是賀一誠的「上崗證」，這是內地的官員沒有的；其二是《新城A區及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地圖，這是賀一誠每天都要研究的內容；其三是「雄雞」瓷雕作品，賀一誠說自己屬雞；其四是「雄鷹」瓷雕作品，賀一誠說自己做事是「鷹派作風。

　　回想到去年十二月底國務院宣布任命傅自應出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同時免去傅自應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副部長職務時，本欄即以《傅自應出任中聯辦主任有利於建立「強強組合」》為題，分析了自鄭曉松逝世後，中央花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在總結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謹慎和認真地物色中聯辦主任的人選的原因：這個人選必須是「強」的，而且與港澳工作有一定淵源，從而與二零一九年新任行政長官的選舉，選出也是「強」的行政長官，從而組成「強強結合」的「最佳拍檔」。現在，賀一誠以「鷹派」自詡，應當能夠與被中央媒體形容為「談判高手」的傅自應主任，合成「強強組合」。

　　按照一般慣例，倘賀一誠的身體和精力條件可以，他應當能夠像其前任何厚鏵、崔世安那樣，得以連任亦即任職行政長官兩任共十年。而就在此十年間，正分別是全國和澳門特區的發展關鍵期。在全國而言，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以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在賀一誠就職之後的一年多，就正是第一個「一百年」目標實現之時，屆時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為第二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基礎。而在澳門特區而言，則正是《澳門基本法》規定的「五十年不變」的中程階段，並也已經完成《五年發展規劃》，初步建成「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及宜居城市、智慧城市、健康城市、安全城市、文化城市、善治城市，積極呼應兩個「一百年」的宏偉藍圖，在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指引下，譜寫「一國兩制」的新篇章。

　　因此，在此關鍵時刻，澳門特區需要一個強勢的行政長官。否則，不但將無法承前繼後，擔當起進一步維護及發展澳門特區「一國兩制」良好態勢的重任，相反還將會與內地的迅猛發展拉開距離，無法與全國一道，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而奮鬥。

　　當然，只是行政長官強勢，還不足夠，而是必須全體「澳人」尤其是公務員都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其實，習近平主席對澳門各級公務員有提出較高的要求。他在視察澳門並主持第四屆特區政府就職禮時就諄諄囑咐，要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治理，要強化法治意識，特別是要完善與澳門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法律體系，夯實依法治澳的制度基礎。要努力打造勤政、廉潔、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做到依法決策、依法施政，使特區發展始終沿着法治軌道展開。要加強公職人員隊伍建設和管理，提高依法履職能力。要在全社會弘揚法治精神，共同維護法治秩序，培養造就一大批熟悉澳門基本法、具備深厚專業素養的法治人才，為依法治澳提供堅強人才保障。他在會見第四屆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以及立法、司法機關負責人時，也指出社會各界對政府官員有較高期待，並叮囑相關官員在就職後，要盡快熟悉工作，保證各方面工作順利交接、平穩推進。要增強大局觀念和團隊意識，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自覺維護行政長官權威，確保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順暢運作。要從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入手，抓幾件實事，力爭取得實效。面對特區發展遇到的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挑戰，要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既要善於早作謀劃，提前化解風險，又要持之以恆、久久為功。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對內地公務員隊伍建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此，賀一誠是有很深刻的感受的，在競選行政長官的過程中，就提出要改革公共行政，及提升公務員士氣和責任感的問題。因此，賀一誠在就職後，適宜經常比照習近平主席的囑咐，制定落實貫徹計劃方案，落實貫徹習主席的指示不走樣、不變形，並建立「能者上，庸者落，劣者汰」的機制，表彰優秀公務員的制度，做到獎懲結合，努力提升公務員隊伍的職業道德。讓廣大公務員都「想做事、會做事、能共事、幹成事、不出事」，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市民大眾信得過」的特色。決不能使用那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前怕狼後怕虎」，優柔寡斷或獨斷專行，屈服於民粹或拒絕民意的「技術官僚」。

　　現在看來，除個別例子外，澳門公務員雖然有「當家做主」之心，卻缺乏「有擔當有作為」之實，這當然是受到各種主客觀原因的桎梏。其中有在回歸前，只有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在中方的催促下及澳門廣大居民呼籲下，澳葡政府才實施「公務員本地化」，導致一些公務員缺乏較為系統完整的訓練；也有基於澳門「人情味濃厚」的社會氛圍，在用人時只是在「朋友圈」中找人，而導致「有為者無位，有位者無為」、「紅軍長征二萬五，不如跳個芭蕾舞」的錯置情況，及讓在冷僻崗位上埋頭苦幹並作出成績，但卻由於不善於「表現自己」甚至「不懂得擦鞋」繼續遭受委屈。因而反對派所諷刺的「識人好過識字」，雖然有點偏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事實。更嚴重的是，即使是德才兼備的好公務員，反而被誣陷，如民政總署原主席譚偉文，就是被懷有個人政治野心的何超明，為了實現其篡權奪位之目標，在某反對派的積極配合下，掀起「十幅墓地案」黑風，幾乎打沉整個民政總署領導班子。幸好法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判其無罪，還其清白。

　　相信，在「鷹派」強勢特首的領導及自身以身作則之下，未來十年澳門公共行政系統的作風，都能強勢起來。這樣，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就將進一步提升，並緊緊跟隨著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