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特首潛台詞:必須先行廓清「利益輸送」

  十九名立法會議員日前由關翠杏牽頭,簽署致行政長官崔世安的連署書,期望特區政府在新《土地法》的框架中,盡快解決海一居事件。亦即是處理「海一居」問題不涉及對新《土地法》的修訂,只單獨處理特殊個案,以及希望政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盡快提出解決方法。其中的十一人前日還約見行政長官崔世安,當面提出上述訴求。而崔世安則回應說,議員提出的多個解決方向,政府也曾作出深入的思考研究,當中是有多重複雜性存在,會出現不同的困難和法律制約。
  參與此行動的議員們似乎是碰到了一個「軟釘子」。因為經過這些議員舉手通過的新《土地法》,根本就沒有這些「始作俑者」所希望的「單獨處理個案」的任何空間,因而要在新《土地法》的框架下,根本無法解決「海一居」的問題。除非是對新《土地法》中不盡完善的條文進行修訂。但是,崔世安此前已經宣布,特區政府不會主動提出修訂新《土地法》的法案,因而「解鈴還需系鈴人」,要解決「海一居」的問題,還是由議員們主動作為,草擬修法提案,並按《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先行送交行政長官審閱並取得其發出的書面同意書。
  這就是歷史的弔詭。當初在制定新《土地法》過程中,就是今次有份參與連署書及面見崔世安的幾個議員,以發生了「歐文龍事件」為由,猛烈抨擊特區政府與地產發展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並以此論調佔領道德和輿論高地,從而挾持綁架了社會的思維定勢,形成了必須剝奪行政長官在土地行政領域的行政裁量權、違背行政主導原則的「社會共識」,設定了不是實事求是,對逾期土地不論承批商是否歸責,都應「一刀切」地宣布批地失效,將之收回的條文規範。新《土地法》頒布實施後,又向行政長官施加壓力,必須宣佈「海一居」所在土地批給失效。當行政長官「乖乖地」屈從他們的意志宣布批地失效,從而釀發了「海一居」小業主的苦況後,又說是可以引用新《土地法》第五十五條有關「公共利益」的規定,為小業主們提供出路。但檢察院等有權威機關作出此情況不符「公共利益」的要件後,又聲稱可以由法院還回小業主的公道。然而,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澳門律師公會會長華年達,在新司法年度開幕禮的致辭,從法理的角度論證,按照新《土地法》的規定,「海一居」必輸官司,不能政治問題司法化;而中級法院對「澳娛土地上訴案作出的「贏了法理,輸了官司」的判決,也從司法實踐上佐證了兩位權威司法官和法律人的預言。
  這就陷「海一居」三千多小業主水火之中。經過「海一居」苦主向逐位立法會議員上訪,痛哭苦況,終於讓多數議員於心不忍,就連當初那些「高調」議員,也明白到自己當初的某些設想或思維定勢,是充滿虛幻理想,陳義過高,不接地氣,脫離實際。或許或是良心發現,也或是為了自尋救贖,更可能是選舉即到,為選票考量,當然從正面看,也是為了拆除一個個可能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及澳門投資環境的「炸彈」,而不得不從此前曾經的「企硬」,轉為請求曾經被其中一些議員質疑過「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行政長官(尤其是在鑑定四十八幅承批商「不歸責」的土地的問題上),以明顯有「利益輸送」之嫌的「個案解決」方式,來處理「海一居」問題了。
  實際上,從前日十一位議員向行政長官提出以「特事特辦」方式,從現行法律框架中尋找辦法,解決「海一居」問題的建議,卻遭到特區政府婉然拒絕的情況看,就是行政長官擔心又會遭到「利益輸送」的指責。行政長官還強調,必須等待中級法院的判決。而從中級法院對「澳娛」上訴案的判決看,根本就是「輸梗」。這又能怪得了誰?要不是作為立法者事前鎖死解決問題的所有「大門」,而是讓行政長官掌握有受到監督機制制約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就不會讓崔世安前日老是強調有多重複雜性存在,「窒礙難行」了。
  因此,倘要解決「海一居」的問題,就只能是像行政長官所說,必須在依法、尊重法治和考慮社會整體利益及接受程度的原則下,平衡處理事件。而所依的法,是可以操作的法,而不是令行政當局「老鼠拉龜,無從下手」的法。這就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以良法促善治」,及「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辯證關係,以及必須「抓住提高立法品質這個關鍵」,「只有提高立法品質,實現良法之治,才能實現高品質的法治及善治」的指示,對已被實踐證明並不是良法的新《土地法》中某些不盡完善的條文,尤其是「一刀切」的條文,進行適當的調整。當然,為了充分體現「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的政治智慧,也是正面回應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新《土地法》符合基本法的定論,可以不動新《土地法》的整個精神和原則,而是以補強的方式,如在「公共利益」條文中,增加一款對應「承批商不歸責」的內容,可以借鑒台灣地區修法常用的「某某條之一」的方式,或是參考唐曉晴議員「釋法提案」的思路,在其所指出的法律條文內,增加一個解釋性的條文。
  但是,崔世安此前已經表態,不會主動修法。這當然是不願吞下這個「死貓」,希望能「解鈴還需繫鈴人」,由立法會議員提案修改,按基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向立法會提交前,徵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當然,為了能夠符合特區政府的意願,在正式提出前,必須取得兩個共識,一個是立法會議員自己的共識,一個是立法會與行政長官之間的認識。這就需要多溝通協商。
  不是說,新《土地法》是得到政府代表認可的嗎?此間有人分析,有幾個可能。其一、是當時就連政府代表,以及也是行政長官法律顧問的黃顯輝議員,都已發現了問題,但尚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就像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在立法過程中,由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和所存在的問題沒有意識到或者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或者在社會矛盾中沒有顯現出來,於是,在立法時就不可能有預見性立法。當法律的製定過程本身充滿了惰性和隨意性,缺乏科學、民主和詳細的審議,法律就有可能成為一種擺設,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起到相反的效果。其二、那就是像一些議員所指的那樣,由於避免法案成為「廢案」,因而被迫「帶病通過」,待此後再設法以行政手段予以解決。但作出此承諾的政府代表劉仕堯在政府換屆時未能獲得連任,也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然是「闊佬懶理」,不用負責。其三、雖然劉仕堯確實是代表政府表達過特區政府的意見,但出於「自保」心理,片面接受歐文龍的教訓,以「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主導制定一個「綁手綁腳,不用做事」的法律。
  因此,要解決「海一居」問題,不能單從解決「海一居」事件出發,更不能等待法院的判決,要搶在法院進行實體性審理(此前是程序性審理)之前,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教導,修訂新《土地法》中已經被實踐證明為不盡完善的條文。這樣才能可以讓行政長官完全消除被質疑為「利益輸送」的疑慮。
  當然,「利益輸送」還是必須加以杜絕的,也是為了消除一些立法會議員「為所有閒置土地解套」的擔心,這就需要設立一個機制,對承批商是否「歸責」的鑑定工作,由一個獨立的機構,尤其是檢察院、廉政公署等享有司法獨立的機構來進行。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7-04-10 05: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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