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回憶習仲勛與澳門密切相關的幾件事

  昨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前委員、中央書記處前書記習仲勳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紀念日。由於按照相關慣例,對已經逝世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紀念活動,是在誕辰日而不是逝世紀念日舉行,而且一般是逢十才進行,因而昨日北京沒有舉行任何紀念活動。不過,筆者仍然願意以自己的所聞所見,與讀者朋友們分享習仲勳先生與澳門密切相關的幾件事情,溫故知新,更為堅定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統一、完整及安全,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和信心。
  一九七八年,習仲勳獲得「解放」並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韋國清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因而實際上是習仲勛主持全面工作,後來韋國清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勳「坐正」第一書記)後不久,就積極進行平反有港澳關係的居民的冤假錯案。「文革」中,凡是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人都被歸為「異類」,入黨提幹參軍都受到限制。尤其是在「一打三反」期間,時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拋出了關於處理有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的「六條規定」,對廣東省內所有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包括筆者)進行審查,將之打成「現行美蔣特務」,並投入「牛棚」、「老鼠竇」,「一個也不能漏」,採用了殘酷的鬥爭手段,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筆者也曾「陪槍斃」並自殺未遂)。習仲勳調到廣東之後,工作千頭萬緒,但他將平反作為重要事務。除了親自為轟動海內外的「李一哲案」平反之外,還為廣大受迫害的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人平反,並從理論的高度,批判那個「海外關係黑六條」。而也正在此時,《參考消息》轉載了香港《爭鳴》雜誌刊登的一位印尼歸僑撰寫的文章《我們為甚麼離開祖國》,許多受過迫害的人都燃放鞭炮,慶賀自己的「第二次解放」。
  習仲勳結合到赴寶安考察「逃港風」的情況,決定批准那些曾經遭受迫害的港澳眷屬到港澳定居。這就是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大批廣東籍居民到澳門定居的原因,據說有近十萬人。緊接著,福建省委第一書項南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這也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大批福建居民到澳門定居的原因。直到一九八四年,澳門保安司令斐迪鎏上校與內地廣東、廣西、福建、上海、北京等五省市公安部門達成協議,將內地居民前往澳門的證件分為「單程」和「雙程」的兩種,其中「單程證」每年名額一千四百四十四名。
  但在一九八四年之前,廣東與福建批出通行證的情況有所不同。廣東是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只有在港澳有親屬,並得到其港澳親屬以書信同意的廣東居民,公安部門才批出通行證。而福建在執行過程中則有所「取巧」,即使是其居民在港澳沒有親屬,只要有一封從港澳寄來的「親屬」信件,就可獲公安部門批出通行證。由於數萬福建居民獲批准到澳門之後,沒有親屬可投靠,語言也不通,因而紛紛到語言相通的台灣地區或新加坡謀生,這就是當時在台灣有數萬原籍福建的澳門勞工的原因所在。
  當時澳門出口加工業蓬勃,嚴重短缺勞工,因而大量廣東原居民湧到澳門,解決了工源問題。但也導致本地工人薪酬上升空間受壓,租金飆升,引發老居民與新移民的尖銳矛盾,甚至正式輿論有咒罵新移民是「社會主義逃兵」之語。但在後來,這些無論是來自廣東還是福建,還有其他各地的新移民,為澳門的繁榮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是當時澳門經濟躍上一個新台階的重要支撐。而且,後來有不少人在社會科學等「冷門」領域,作出了本地老居民或缺的重要貢獻,填補了此前一些領域的「空白」。至今就有不少人成為社會精英,是建制派的重要力量,「澳人治澳」隊伍中的重要成員。
  習仲勳與澳門密切相關另一件事,是他與廣東省委、省政府的同事們,乘著中央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東風,向中央申請在深圳、珠海設立出口加工區(後來鄧小平將之改稱為「經濟特區」)。澳門商人一馬當先積極響應,其中曹其真投資建設「香洲毛紡廠」;吳福投資建設「石景山旅遊中心」,並引進港澳式的餐飲服務,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感到新鮮,指示推廣到全國去,《人民日報》就此進行了報導。
  習仲勳最直接與澳門相關的,是一九八零年六月,支援澳門華人議員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等,及葡人官委議員的反對「變相澳獨」的鬥爭。當時,宋玉生等土生葡人議員要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將澳督的產生方式,由葡國總統經過諮詢澳門各界代表意見後委任,改為由澳門居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但當時華人居民並不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於是一萬多土生葡人自己「玩晒」。而且更嚴重的是,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有秘密協議,澳門是暫時由葡國管理的中國領土,因而由葡國總統管理澳門並委任澳督,是符合秘密協議的精神的;而直選產生澳督,有「海外自治」含義,不符合秘密協議精神。對此,香港《大公報》發表《不允許澳門少數人搞變相澳獨》的社論(當時港澳工委尚未「分家」)。而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也指導各界社團和媒體進行批判。華人議員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等,及葡人官委議員則以拒絕出席立法會的會議,使之籌不足人數而流會」的方式進行杯葛。
  但《立法會章程》規定,議員連續五次「曠會」將喪失議員資格。而這些議員已經連任四次缺席會議,情況危急。正在此緊急關頭,澳督伊芝迪將軍邀請廣東省長習仲勳訪問澳門,各位華人議員就以「接待習省長」為由請假,避免了被褫奪議席的危險。
  最重要的是,南光公司在其大樓內的禮堂舉行「澳門各界同胞歡迎習仲勳省長座談會」,將不是「同胞」的宋玉生等人也邀請到會。當時,香港無線電視駐澳記者何文傑詢問,習仲勳省長訪問澳門是否與修改《澳門組織章程》有關?習仲勳讓曾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梁威林副省長回答:「畫公仔唔使畫出腸」。至此,宋玉生等人知道大勢已去,銳氣大挫。而且,此時已距離葡國國會的會期結束沒有幾天,趕不及通過《澳門組織章程》(修訂草案)並送交葡國國會審議,一場「變相澳獨」圖謀就此無疾而終。
  習仲勳在澳門期間,還到了路氹九澳考察,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海面。他就像當年戰爭時代那樣,用望遠鏡觀察。而後來曾經聲稱「我比澳門更早籌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梁廣大,當時還在佛山地區工作。
  習仲勳在澳門還「成就」了一個政治術語。後來曾任廣東省人大代表的畢漪汶校長,在座談會上發表感想,感概地說過去長期以來是「大香港小澳門」,而現在習省長首次外訪就是來澳門,使她消除了這種自卑感。筆者以「林亞林」筆名在香港政論雜誌的報導中引用了此語,結果「大香港小澳門」即迅速傳開來,並經常被香港政媒人士所引用。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意外」,因為習仲勳到澳門是採用「訪問」一詞,香港《星島日報》發表社論,認為「訪問」是對外國而言,對本國地方應當使用「視察」,因而認為北京並不準備收回港澳。習仲勳在參觀市政廳(現民政總署)時突然脫稿激動地說,港澳從歷史上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將來定會收回,並且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制度。由於當時港澳記者大多普通話不靈光,尤其是難以聽懂習仲勳帶著濃重陝西腔的普通話,可能再加上對「港澳回歸」的議題尚未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因而放過了這段談話。而香港《新報》記者龍景昌,因為參加了香港「托派」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而政治敏感度甚高,聽出了「味道」,邀請筆者為他逐句「翻譯」他所錄下的談話內容,結果翌日《新報》和澳門《大眾報》同時刊出了這段談話內容,轟動了港澳。這是首次公開中央對未來港澳政策的重要信息,比鄧小平公開談「一國兩制」還要早(可能是已在內部有定論,但公開談習仲勛則是第一個)。而港澳新聞界卻以只有一家媒體「聽到」,其他媒體都沒有「聽到」為由,質疑這一報導的真實性,筆者也因此而承受了極大的政治壓力。但僅是隔了幾年,中英和中葡先後談判,這就等於是間接為筆者「平反」。
  不久後習仲勛再次進京(當年他是「五馬進京」中的一員),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港澳工作。據《許家屯回憶錄》所述,許家屯調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前,習仲勳與廖承志都說,港澳工作「一『左』二窄」。
(發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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