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多元社會下須正確處理各種矛盾關係

  習近平主席旋風式考察香港特區四十九個小時,出席了大小二十項活動,行程排得滿滿的,而向香港官民所布達的政治涵義,無論是以口頭語言或是「肢體語言」表現,都是極為豐富及深刻的。不但是全面精準闡述了「一國兩制」的涵義,而且還給鄧小平原創的「一國兩制」賦予了新的生命力,是將「一國兩制」真理與當今現實情況有機聯繫起來的傑作,就像當年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聯繫起來一樣。
  習近平在香港特區作了多個重要講話,其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主旨講話是主心骨,而在會見政商人士,及歡迎晚宴,以及會見新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等場合的講話,則是緊緊地圍繞著主旨講話的精神,靈活地舒展開來。這幾天,港澳及內地已有許多媒體及專家就此作了認真、深入的解讀。筆者都基本認同他們的觀點,也為本報星期天不出版而未能在第一時間對習近平主旨講話進行述評而深感遺憾。
  習近平在多個講話中,生動靈活地運用了古典詩詞及香港俗語、流行歌曲歌詞,來強化及深化自己講話的精神。在此,我們也不妨運用習近平十分欣賞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一句名言:「吃別人吃過的饃沒味道」,不再「跟貼」各位方家的精彩論點,而是試圖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感受。在閱讀習近平的多個講話中,深深地感受到,他談到了本來就是社會多元,訴求多樣的香港社會,正面臨著更複雜的矛盾,並提出了正確處理解決的辦法。這也是體現了習近平效仿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及「十大關係」的政治藝術。
  其一、正確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過去,人們講「兩制」的多,講「一國」的少,這就導致發生兩個極端的後果。一是某些人錯誤理解甚至故意歪曲「一國兩制」的真諦,只是強調「兩制」,甚至將「兩制」凌駕於「兩制」之上。於是乎,他們就以「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打著「兩制」的旗號,抵制以至反對「一國」,抗拒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甚至還拒絕履行憲制責任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其實是要為損害國家主權完整、統一及安全的行為提供政治及法律條件,以至是刻意歪曲「五十年不變」,讓各國間諜機構繼續「五十年不變」地留存下去。的擔子裡。
  另一個傾向,就是在內地,也曾經在強調「兩制」的同時而忽略了「一國」,而沒有重視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於是就出現了本欄六月三十日所議評的那種情況,在回歸初期,此前港澳各界別絡繹不斷的訪京團和內地訪問特區的情景不再,導致兩地逐漸產生了隔閡。
  在澳門,情況較為好些。尤其是回歸後不久,澳門中聯辦就很快地恢復了組織安排各界別人士的訪京團,繼續密切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並在聆聽國家領導人的教誨中,進一步強化及深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澳門基本上沒有「澳獨」的生存及活動空間,當然首先是得益於澳門居民具有愛國愛澳情懷的優良傳統,而澳門各界社團的繼續訪京,也是主要原因。
  但近期也出現了某些分離主義傾向苗頭。有人在台灣求學時,參加類似「小英青年軍」的活動甚至培訓,學成返澳後就將民進黨「台獨黨綱」的意識形態及行動技巧帶回澳門,大攪什麼「公投自決」,並為「特殊兩國論」「保駕護航」,攻擊特區政府相關部門為避免產生「兩國論」效應的舉措,質疑特區政府資助居民學習普通話為何只去內地不去台灣,反對澳門基金會為培養澳門人才而贊助暨南大學專為港澳學生而進行的基建。
  習近平指出,必須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只有這樣,『一國兩制』這艘航船才能劈波斬浪、行穩致遠。這就精準地闡述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關係。
  其二、正確處理「紅線」和「底線」的關係。這個命題,與前面的「一國」與「兩制」有直接關聯,但更具體一些。習近平說,「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中,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區和中央的關係。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觸碰了底線,絕不能允許的。
  這就為特區劃下了「紅線」和「底線」。「紅線」就是基本法所賦予特區居民的各項居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保障他們的言論由由和結社自由等各項法定權利。鄧小平甚至說,「媽共產黨也可以」。但就不能挑釁中央及其代表機構,也不能損害國家的名器象徵。比如,可以進行各種受到法律保護的政治活動,但就不能進行「港獨」等分離活動,並將之「輸出」到內地,也不能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就抹黑中央派駐特區機構,更不能侮辱國旗、國徽、國歌。
  在過去,不要說是反對派頻頻碰觸「底線」了,就是在「建制內部」,對此也有模糊認識。如某些法官在審理侮辱國旗的案件時,竟然判決「無罪」。
  在澳門曾經更是荒唐,如筆者批評檢察院,沒有執行《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職權責任,依法偵查侮辱國旗的案件,而那位現在正在接受終審法院審理其貪腐案的檢察長,卻竟然以「誹謗檢察院」的案由,下令對筆者進行立案偵查!高天賜今日在全澳中文報章刊登廣告,向澳門中聯辦道歉,當然首先是擔心影響其選情,但也正是為其公然挑釁誹謗中聯辦付出代價。這些,都是碰觸了「底線」的所為,是不能允許的。
  其三、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進行「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這本身就是政治行為。因而我們必須「講政治」,「講規矩」;但不能「玩政治」,更不能「泛政治法」。「講政治」,就是前面突出「一國」,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既要埋頭拉車,更要抬頭看路」。否則,再勤力地工作,方向錯了可能其反效果更糟糕。因而,「講政治」是為了端正方向,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
  但不能「玩政治」及「泛政治化」。習近平說得好,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倘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不僅於事無補,更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因此,林鄭月娥昨日就表示,她當前的首要工作,就是彌合社會撕裂。
  其四、正確處理革新與「革命」的關係。對「港獨」要鬥爭,但也要嚴格區分及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所謂「矯枉過正」、「過猶不及」。在澳門,也出現了「過猶不及」的情況,比如在新《土地法》的立法過程中,本應是從歐文龍事件中吸取教訓,保護好珍貴土地資源,但不是以革新的態度立法,而是以近乎「革命」的手法,將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視為「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幾乎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激昂腔調,沒有區分好「歸責」與「不歸責」的性質,變成謀殺、誤殺、防衛殺人、見義勇為誤殺,都當作是「謀殺」,只能是以唯一死刑判決。這並非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其五、正確處理「有為」與「不能亂作為」的關係。習近平運用了一句古語,「為官避事平生恥」,也運用了港澳俗語「蘇州過後無艇搭」。這對澳門特區政府也完全適用。比如,一些時機已經成熟的事情,如果未能及時抓住機會去做,以後就難以推動。比如,當年在「過冷河」法律立法過程中,筆者就指出,必須要有「補償」法律以作配套。但當局沒有理會筆者的「人微言輕」,在過了多年後才提出「離補法案」,人們早就忘記了此前的「過冷河」法律,而該「離補」法案中也確實存在著某些不足之處,因而當然是「床底破柴——撞大板」。現在,又將遇到類似的情況,那就是已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對新《土地法》進行修訂的法案。如果在社會氛圍已經成熟的情況下,未能緊緊抓住機遇,在時過境遷後就不容易了。因此,不要計較是否由意定的某位議員提案,「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倘該法案基本符合政府的立法原意,就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開出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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