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鐘擺效應理論在選舉中得到不同程度實踐

  「鐘擺效應」,原來是心理學範疇上的慨念,主要是描述人類情緒的高底擺盪現象。後來被移植到政治學的選舉行為中去。最早是澳洲學者Malcolm Mackerras所提出,認為作為西方國會選舉,特別是在「單一選區」選舉制度的情況下,對投票行為的預測。該理論認為,在「單一選區」選舉制度之下,選民會在兩大黨之間做出交替的選擇,而達到「鐘擺效應」的結果。後來為台灣地區的新黨的趙少康所引進,並由政治評論者所普遍使用。而按台灣書泉出版社出版的《現代用語導讀‧政治/外交/法律類》所示,「鐘擺理論」是指歸納了台灣地區多次選舉後的選民投票行為之心理經驗律則,是對應於政黨政治的如何均衡發展而言,是屬於選民因時制宜的彈性投票取向。政治觀察家發現,台灣地區的選民有種特殊的集體心理認知,即不希望看到某一政黨在每次選舉均大獲全勝,以免該黨獨大而損及政黨政治的均衡發展,因此上次選舉選民投票支持甲黨,下次選舉可能轉而支持乙黨,俗稱「鐘擺式」的選情變化型態。
  在我們澳門,因為澳門特區是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政治實體」,因而不搞政黨政治;也因為按照《澳門基本法》的政制設計,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議會主導,就更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更由於是澳門號稱「半個解放區」,建制派佔有絕對優勢,即使是在立法會直選部份也掌握著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局,三大板塊佈局形成「超穩定結構」,因而在整體上即宏觀上應不會發生「鐘擺效應」。
  不過,由於每次選舉的社會背景,政治氛圍和選民心理都有程度不同的變化,因而在局部上亦即微觀上也發生了「鐘擺效應」。只不過是,前者是屬於政治性質,後者是屬於技術性質,不可相提並論。而在今次立法會選舉,微觀上的「鐘擺效應」就更為顯著。本欄前幾天的述評,已經有對此有所涉及,惟未能集中並延展分析。為此,今日將今次及此前幾次選舉中發生的技術性「鐘擺效應」現象,進行初步的梳理歸納。
  其一、在傳統愛國傳統團體中的「鐘擺效應」。在人們的眼中,傳統愛國團體一般上是指工聯、坊會、教育會、婦聯等基本上是柯正平創建,或是由柯麟「策反」的基層社團,再加上其週邊機構,如鏡湖醫院、中資機構員工等。
  一九八四年及一九八八年的「聯合提名委員會」,雖然是由上述基層社團為主,既然是號稱「聯合」,那就是充分體現「團結絕大多數」的「大聯合」,因而也包括了並非基層團體的中華總商會等。但在一九八八年「失利」,尤其是基層群眾不願投票支持曾經對他們實施殖民管治的土生葡人之後,一九九二年「聯合」解散,並響應「澳人治澳,當家作主」號召,不再為土生葡人「抬轎」,而是自己「坐轎」,並針對實施「改良漢狄比例法」的計票方式,分拆為「同心」與「群力」兩個組別參選,前者以工聯為主,後者為坊會為主,並以分別與其性質相近的傳統愛國社團和中資機構,進行協調「配票」。
  回歸前,澳門經濟尚未完全轉型,「藍領」仍在勞動者中佔主導地位,而且「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餘威」仍在,因而整體上「同心」的實力大於「群力」。但在製造業大量北移,從而呈現「空洞化」之後,尤其是回歸後開放賭牌後,大量「藍領」轉型為「白領」,--原在服務行業的「白領」部份流入賭場,而空缺則由經過培訓的原「藍領」填補,成為「新白領」。再加上按照「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內涵「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當然是由資產階級「當家」,「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已經成為「過去式」(即使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地,也由曾有吳桂賢、陳永貴、李素文等工農幹部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時俱進地改為基本上具有高等學歷的專業人士「當家」)。因此,「同心」有被「群力」「爬頭」的趨向。但在上上次選舉中,由於「關姐」被人貼白條「抹黑」,總操盤者緊急動員部分「群力」支持者「搶救」,但「配票」失衡,致使「群力」丟失一席。到上屆時,「群力」奪回所失,「同心」喪喪失一席。這就是「鐘擺效應」。
  對此,筆者曾經提出「全澳門勞動者聯合起來」,建議工聯不要局限於「藍領」,應當與也是勞動者的專業、中產、公務員、博彩業員工等「白領」建立「策略同盟」關係,在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中進行「換票」。而王志民接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後,更是要求工聯「要拓寬工作視野,在鞏固傳統基礎的同時,繼續加大對博彩業、服務業、公務員、文職人員等重點領域和新興群體的拓展力度,使工會組織建設和會員發展與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變化相適應」。看來,這可能就是「工聯」今次在立法會選舉中,使得「鐘擺」擺回到自己一側的主要原因。當然,「群力」分拆的兩個參選組別也積極開拓票源,因而「鐘擺」沒有完全「擺」到另一側,而是恰到中間,各獲二席,回到最初的原點。但在總得票數方面,「同心」還是佔優。」。
  其二、由於工聯採取了「團結白領」的「勞動者大聯合」策略,就使得也是屬於建制派的另一板塊——賭商和鄉籍參選組別,有部分票源回流。這就形成了這兩大板塊之間的「鐘擺效應」。這可能就是在這個板塊中,各參選組別都有不同程度的票源流失的原因之一。
  其三、「民主派」中也發生了「鐘擺效應」。二零零九年的第四屆立法會選舉,由於受到行政長官選舉過程中,雖然在某種政治勢力的煽動下,全面「抹黑」中央支持的崔世安,但崔世安仍然當選的情況,因而在立法會選舉中,反對崔世安的「民主派」首次奪得三個議席,這是一定意義上的「鐘擺效應」。而在二零零三年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雖然經過「政制發展」後,增加了兩個議席,按道理「民主派」應可分享其成果,「再下一城」。但由於當年特區政府施政沒有發生重大失誤,而當局又刻意冷卻選情,而導致沒有產生激發「首投族」(其實不少新登記選民並沒有「投」票,因而不應稱為「首投族」)及青年選民的投票積極性。因此,「民主派」反而丟失一席,又是一次「鐘擺效應」。
  今年特區政府也是刻意冷卻選情,選管會就對競選宣傳活動限制得很嚴。但似乎是「人算不如大天算」,「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一場「天鴿」風災暴露了特區政府的重大失誤,民怨爆發。而另一方面,在駐澳解放軍出動救災後,感召激發許多沒有任何社團背景的「九零後」出來做義工救災,由於他們有「求變」的心理,就轉化為對「民主派」參選組別的票源,這是「民主派」的「利基」,這也是「鐘擺效應」之一。如果不是後來特區政府痛定思痛,採取了許多補救措施,平息了部分選民的怨懟,可能這種「鐘擺效應」更為強烈。
  其中也有一個微小的「鐘擺效應」。本來,在人們的認知尤其是在實踐中,都是「吳大於區」。但在區錦新對解放軍救災「失言」後,產生了巨大的危機感,部分支持者在潛意識中認為吳國昌「篤定當選」,因而轉向「搶救」區錦新,從而形成「區大於吳」的「鐘擺效應」。
  至於蘇嘉豪,在遭受到強烈批評後,為勝算著想,在進入競選宣傳期後,不再提出「雙普選」甚至「本土化」等帶有刺激性的口號,即使是遭到猛烈攻擊及「踢場」也仍溫和回應。因此,香港網媒就評議,蘇嘉豪的當選,並非是投其一票「衝著」其此前較為激進的口號而來,而是將對特區政府施政缺失的不滿情緒及「求變」的感情,自然投射到他的身上。因而並不等於他們都贊成蘇嘉豪的某些激進主張,而是一種情緒發洩。當然,潘志明的棄選,使得部分天主教選民轉向支持「學社前進」的第二候選人陳偉智,從而「水漲船高」地烘托了第一候選人蘇嘉豪。而「溫和民主派」選民流向所謂「進步民主派」候選人,部分原先的「中間選民」流向「溫和民主派」候選人,又是另一種形式的「鐘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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