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與時俱進推動司法改革更好踐行依法治澳

  在中共「十九大」開幕當天,澳門特區也舉行「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司法年度開幕禮」。照例是行政長官崔世安和三大司法界官民領袖--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檢察長葉迅生,和律師公會主席華年達上台發言。
  岑浩輝院長去年關於新《土地法》「政治問題司法化」的講話內容,發聾振聵,擲地有聲,為促成對新《土地法》中不盡完善條文的評價社會氛圍的扭轉,發揮了重大的引導作用。
  今年,岑浩輝院長又「攪攪新意思」,向已經嚴重落後的司法制度「開砲」,指出本來就由於案件數量多,法官人數少,所以一些事關於社會民生的重大案件得不到及時解決;再加上訴訟程序繁雜,糾紛解決途徑單一,致使案件積壓數量逐年增加。應該在兼顧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基礎上,設立創新、便捷、低成本的司法程序。為此,他呼籲所有法律界元老們面對澳門已回歸的現實,不要再死守歐洲大陸法系國家,包括葡萄牙早已拋棄的阻礙社會發展及司法運作的舊思維、舊制度,應從「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澳門特區社會實際情況出發,能夠朝著簡化訴訟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方向加速推進修法進程。他也透露,終審法院已經擬定司法改革的三大方針,重點包括修改訴訟法律制度、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建立符合澳門實際的調解制度等。
  其中關於「不要再死守歐洲大陸法系國家,包括葡萄牙早已拋棄的阻礙社會發展及司法運作的舊思維、舊制度」的一段話,讓所有深受抱殘守缺的司法制度之苦的廣大「澳人」,極為受落,感到出了一口烏氣。實情確實是如此,原先在澳門實施的《刑事訴訟法典》,一直是一九二九年葡國制定的《刑事訴訟法典》。一九八七年葡國制定的現行《刑事訴訟法》,因為《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簽署,而並未延伸適用於澳門地區。而為了適應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歸的需要,立法會授權澳督制定及頒布《澳門刑事法典》的同時,也授權澳督制定及頒布新的《澳門刑事訴訟法典》,並於一九九六年九月頒布,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起開始生效實施。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關於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確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是屬於可以乘坐「直通車」成為澳門特區法律的「原有法律」之一,保證了澳門回歸時的司法制度的平穩過渡。
  但無可諱言,當時獲得授權擬制《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法律專家,基本上來自葡國,並不熟悉屬於大中華的澳門的區情,因而是以歐洲大陸法系尤其是葡國司法體系的思維定勢為主軸的,在當時就已經發覺某些司法程序規定「堅離地」,嚴重脫離澳門實際情況。而回歸後已經十七年多,也未曾修訂過,就顯得不適應形勢的發展。盡管說,基本法承諾的「五十年不變」也包括基本法律制度不變,但主要是體現在立法精神方面,不能死抱一字一文,而必須根據澳門面臨的幾個重大轉變,一是澳門已經由葡國管治轉變為中國中央政府轄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二是必須適應好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三是澳門經濟社會文化態勢發生了急速變化,因而有必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進行必要的修訂。
  岑浩輝院長當日由於澳門沒有設立獨立調解機構,而是依附於司法和仲裁程序,通過調解化解糾紛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而他認為,澳門有必要參考內地和香港特區的經驗,制定規範調解的法律和制度安排,設立專門的調解機構,並規定調解須遵循的原則等。
  其實,《澳門刑事訴訟法典》沒有「協商程序」之設,更是困擾一審法院及當事人的重大因素。實際上,社會多元發展後,刑事審判的負擔曰益嚴重,爲解決案件負荷的問題,各國均設計簡易的訴訟程序或採取「認罪協商」機制。即使是傳統大陸法系的德國、義大利,也採擷屬於海洋法系的美國的「認罪協商」制度的精神,發展出不同的「認罪協商」模式。我國台灣地區的刑事訴訟制度,也已朝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方向修正,爲建構良好的審判環境,本於「明案速判、疑案慎斷」的原則,對於進入審判程序的被告不爭執的非重罪案件,都運用協商制度,使其快速終結,俾使法官有足夠的時間及精神致力於重大繁雜案件的審理。又爲使「協商程序」制度發揮更大的效用,通常的訴訟程序及簡易訴訟程序均一律適用。
  「認罪協商」制度的好處是,一方面如上所述在「明案速判」於被告認罪的情形下減少當事人的訟累,另一方面鼓勵被告認罪懺悔,法院於被告願受科刑範圍內爲科刑判決,對此判決原則上不得上訴,可大幅減輕法院的負荷,有效運用司法資源。而爲鼓勵協商,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在協商程序中所作的陳述,法院如未爲協商判決,不得於本案或其他案件採爲對被告或其他共犯不利的證據。於被告有百利而無一害,講求效率而又合乎人性,因而被認為是進步的司法訴訟制度。因此,趁著這次司法改革,適宜也引進「協商程序」亦即「認罪協商」,讓一審法院在每年浩如淵海的案件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審理刑度較高的案件,以提高審判的效率和品質。
  岑浩輝院長也期望政府和立法機關能夠著力推進《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改,以進一步完善司法體系的運作,重點是調整和完善司法管轄權,充分利用法院現有資源,提高司法效率,以及保障當事人的上訴權益。
  在終審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先後審理「歐文龍案」及「何超明案」後,筆者都分析指出,《司法組織綱要法》第四十四條關於由終審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的管轄權,所審理的主要案件是:一、對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司長、終審法院法官、檢察長、中級法院法官、助理檢察長等履行職務行為提起的訴訟;二、對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司長等在履行職務行為中作出的犯罪行為提起的刑事訴訟;三、對終審法院法官、檢察長、中級法院法官、助理檢察長犯罪提起的刑事訴訟的規定,使得只有三名法官,剛好可以組成一個合議庭;但倘相關案件需要進行預審,在進行正式審理時,曾經主持預審的法官必須實行「司法迴避」,餘下的兩位法官就組不成合議庭,必須向中級法院「借將」,這樣就封殺了被告人的上訴空間。這是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五款關於「凡被判定有罪者,應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複審」的規定的,因而應當予以修訂,或是擴充終審法院的法官編制,或是將對上述人的一審管轄權下放給中級法院。以實現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保證正確、及時地懲罰犯罪,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有趣的是,過去岑浩輝院長幾乎每逢司法年度開幕典禮必提的興建司法大樓的問題,今年不提了。可能是有「曙光在前」——特區政府已經確定南灣湖B區是法政區?但其實也已經「等不及」了,因而才有臨時初級法院大樓和臨時檢察院大樓的興建。
  而且,既然是「臨時」,就注定還須搬遷。其實,最佳地點還是在法政區,集中歸一。現在的位置並不是好地點,尤其是臨時檢察院大樓在澳門中聯辦大樓的側邊,有時在檢察院偵訊嫌犯時,獄警荷槍實彈封鎖街道「大陣仗」,嫌犯配帶鐵鎖鏈進出檢察院大樓,嚴重影響澳門中聯辦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派駐澳門特區代表機關的嚴肅性和莊嚴性,比在商業大樓內設立檢察院所造成的「擾民」,更增添一層「政治騷擾」性質。因此,既然已經確定了法政區的規劃,就應當響應習近平主席「要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既要善於早作謀劃,提前化解風險,又要持之以恆、久久為功」的號召,「捋起袖子加油幹」,拋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懶政、怠政風氣。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7-10-21 04: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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