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不能以公權力選舉產生非政權性機構成員

  對於一些人仍然懷念當年澳葡政府意圖強加在中方頭上的「市政議會」,並主張透過選舉產生其中部分議員,或是雖然也不贊同恢復當年的「市政議會」,卻又仍希望能透過選舉產生部分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在其《深入理解基本法規定,做好設立市政機構工作》的演講作出了明確的回應。他指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澳門特區是否要設立市政議會的問題,因為只有設立市政議會,才有需要選舉產生市政議員,如果不設立市政議會,也就不存在選舉問題。而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政府與市政機構之間的關係是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市政機構必須向政府負責,接受政府的監督。如果設立市政議會,市政議員由選舉產生,在其職責範圍內對選民負責,這與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對政府負責相矛盾。
  在這裡,作為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亦即諮詢組織的性質,不能以公權力選舉的方式產生其部分成員,除了是必須按照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的論述,踐行「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的法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政治問題。
  關於政治問題,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在介紹《澳門特區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諮詢文件》時指出,因為這個機構的性質是諮詢組織,因而不搞「代議政制」。這不但是針對澳門的實際情況,而且也是嚴格遵循澳門某些自詡為「民主自由派」的人所追崇的「普世價值」之一的「代議政制」的真正涵義的。
  實際上,「代議政制」指的是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民意的機關來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它是一種間接民主的形式,通常以議會作為代表民意的機關。代議政制的基本特徵是:.由通過普選產生的議員組成議會,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國家權力;議會議決事項均由議員共同討論並經多數通過財政權和行政監督權。代議政制是一種間接民主形式,選舉制是它的基礎。選舉人的資格,選區的劃分,提出候選人的方法,投票和選票計算的方式等,是衡量代議制是否符合民主原則的主要因素,因而被視為「普世價值」的主要元素之一。不過,對代議政制的良窳,卻有不同的評價,就連「民主自由派」所推崇的「維基百科」也指出,代議政制「在實踐中,形式上的控制機構和實際的控制機構不符,人民形式上擁有的權力與實際有限的權力不符,議員的承諾與實際表現也常常不相一致,甚至還有民主倒退的可能,因而飽受詬病。」這倒與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於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反而有著某些相近之處。
  就此而言,代議政制是透過公權力選舉而實施的,反過來說,適用於代議政制的機構,是國家權力機構。而按照葡國「憲法」規定,葡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包括總統、國會、政府和法院。而在澳門回歸前,澳門政府和立法會被視為第一級亦即「省」級的行政區域,總督和立法會也就被視為「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後來澳葡政府又搞了個相當於「市」級的行政區域——澳門市政區和海島市政區,並設立市政議會,因而也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而市政議會成員的產生方式,既希望能引進葡國地方市議會的普選制度,但又要遷就《澳門組織章程》所規定的立法會成員的產生方式,因而就是由委任、直選、間選等三種方式產生,這只能算是「半代議政制」。當然,其中直選和間選的實施,就是屬於公權力選舉的性質。
  按照台灣地區各家大學的政治學教科書所示,公權力選舉的第一個功能,是它提供了一種方法,製造出可以被國民所接納並的政府和領袖。第二個普遍功能,是給予政府以行使權力的合法根據,也就是給予政府以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對內和對外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以政變或武力奪權而上台執政的政府,在執政之後往往先要謀求其他國家的承認,便是因爲它們不是經由選擧產生,因而缺乏合法性的一個證明。對內也是一樣,一個殖民地政府可能是一個有效力和有效率的政府,但它在民衆眼中却往往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因爲它施行統治的根據不是來自被治者的認可〈通過選擧而表現),而歸根結底是依賴一個外來的力量。這種缺乏合法性的政府也往往是很容易受到挑戰的。選擧的第三個功能是迫使執政者對其政策負責,和給予國民可以替換政府的手段,而這一種功能是用來抗衡上一項功能,即選擧給予當選者施行權力的合法性的功能的。選擧的第四個普遍功能是協助形成和表達民意。選擧的第五個普遍功能,是有助於促進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參與感和團結感。
  由此可見,類似回歸前市政議會選舉的選舉活動,是屬於組建公權力機構的重要方式,適用於一切(各類及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而《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市政機構是屬於非政權性的機構,因而就不能以選舉的方式產生其成員。當然,選舉有許多用途,既有公權力選舉,也有非公權力選舉,比如各個群眾組織內部的選舉,甚至是雖然是由政府運作但卻是非政權性質的諮詢組織的內部選舉,如蘇嘉豪前日所指的「屬於諮詢機構的體育委員會,當中也有十名委員由各體育總會代表選舉產生」,因而他以此為由,促請特區政府收回「引入選舉即具政權性」的說法,並承認市政機構成員可由直接選舉產生…云。
  這句話令人感到詫異。蘇嘉豪身為著名學府台灣大學政治系的畢業生,政治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為何在有那麼多的政治學教授(連戰、江宜樺等都曾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教授)執教,出版了那麼多權威性的《政治學》教科書的學術氛圍下,卻囫圇吞棗,混淆公權力選舉與非公權力選舉之間的區別?還是「詐傻扮慒」?那些蜚聲中外的政治學教授,只能是哀嘆一句「教壞學生」了。
  既然蘇嘉豪曾經參加過「小英青年軍」的活動,並在去年台灣地區大選中,以支持者身份出席蔡英文的競選活動,甚至在得知蔡英文勝選後表現異常高興,那麼,就亦以其民進黨的一些台大政治系、政治所的師兄姐,如林佳龍、梁文傑等為榜樣,即使是在民進黨內撈得風生水起,但在問政或從政時,也很嚴謹認真,不會像蘇嘉豪那樣「噏得出就噏」。
  實際上,蘇嘉豪已經不再是「街頭政治小混混」,而是已經進入「體制」(不是「建制」),成為立法會議員,就不能再像小混混那樣扮演「生草藥」的角色,「亂咁噏」。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7-11-09 05:30:33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