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或可用非公權力選舉產生市政機構部份成員

  張榮順在論述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不能經由選舉產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政府與市政機構之間的關係是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市政機構必須向政府負責,接受政府的監督。如果設立市政議會,市政議員由選舉產生,在其職責範圍內對選民負責,這與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對政府負責相矛盾。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詮釋,「委託」是「請人或機構等代辦」。既然特區政府與市政機構之間的關係是委托與被委托的關係,並不多就等於是商業市場上的「外包」。其實這也是一種「外包」,只不過不是商業性質,而是行政性質而已。其實現在就是在特區政府在行政管理範疇內,也有許多「委託」或「外包」的業務,尤其是在社會福利政務範疇內,還有其他政務範疇,如巴士服務,及幼托教育服務等,政府向相關民間團體或機構實施「購買服務」。當然,市政服務的範圍很廣,在其各領域均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因而這項「委託」就比上述的各項「購買服務」的工作量要龐大得多,管理也較為複雜,必須要有一支專業的隊伍來執行。而且,由於將要設立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將會接收現時民政總署的公務員,他們的公務員資格是否延續?如何延續?也是一項極為傷腦筋的事情。
  既然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是受特區政府「委托」,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這就確定這個受「委託」的機構,完全不具公權力性質,更不是回歸前市政議會的一級政權機構及行政區劃,因而就不會有政權機構常設的機制,其成員的產生也不宜透過公權力選舉來實現。亦即不能如同立法會選舉,及回歸前的市政議會選舉那樣,有一整套的法定程序,包括行政長官(澳督)宣佈選舉投票日期,成立選舉(管理)委員會並委任其成員,選(管)委會制定系列指引,並主導參選者報名及甄審其資格,公佈競選宣傳期及其具體操作辦法,劃分投票站並分配選民(正因為澳門沒有二級政權機構,因而沒有進行分區選舉,只是為了方便投票,而根據天主教堂區而籌劃投票地點),佈置投票站,組織投票站工作人員和監察人員,主導點開票……等。否則,由這樣的公權力選舉產生成員的市政機構,就具有政權性質了,與《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規定相悖。
  盡管有人形容張榮順是「一錘定音」,但仍有不少人還是認為,即使是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也可透過選舉產生。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基本法沒有規定市政機構如何產生,亦即沒有說明究竟是由選舉或不是由選舉產生;法律不禁止即可行,既可以是由選舉產生,當然也可以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
  這個即使是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也可經由公權力選舉產生的訴求,不要說違背政治體制和公共行政的原理——世界上哪有由公機構主辦非公機構的選舉活動的道理及事例?而且也與「委託」與「被委託」的契約關係不相契合,甚至是產生「委託者」插手干預「被委託者」內部事務的疑慮。——設想,特區政府將某項行政管理事務,以「委託」亦即「購買服務」方式,交付某民間團體或機構代為執行,而政府卻又直接介入該等團體或機構的內部人事佈局,那些「民主自由派」就勢必會罵個不亦樂乎。
  但不能透過公權力選舉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是否可以透過非公權力選舉的途徑,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蘇嘉豪所說的「屬於諮詢機構的體育委員會,當中也有十名委員由各體育總會代表選舉產生」,在這個層面倒是可以值得參考。
  其實,透過非公權力選舉,產生參加諮詢機構的工作,甚至是公權力機構的成員,並不單止是體育委員會,還有其他先例。實際上,提起非公權力選舉,人們就很容易會想到各民間社團的內部選舉。不過,也有發生過在參加公權力機構活動的代表,是經過非公權力選舉甄選出來的。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按照《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規定,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政界人士」部分,除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是當然選委之外,還有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和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而在實踐上,因為民政總署並未被中央承認為「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因而行政長官選委會中的「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一直懸空之外,「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和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就是在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的內部,按照獲得分配的名額,自行選舉產生本界別的行政長官選委會的委員的。這個選舉過程,並非是公權力選舉。而不是經由選管會主導的其他界別的選委會委員選舉的投票程序產生。
  其實,這種方式,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其他界別,也有循此方式產生其代表的。比如,在工商金融界的一百二十個選委名額,由中華總商會牽頭,協調其他主要商會,將具體名額分配到各行業商會後,就就由這些行業商會,透過協商或投票選舉產生其選委會委員的推薦人,經由工商金融界統籌者向選管會等額提名,但仍需依法經由選管會主導的選委會選舉產生。這與前述的「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和「立法會議員的代表」的有所不同。因為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法》規定,經由這兩類人員推選出來的選委,只需直接提交給選管會,就已經具有法定的選委會委員資格,而無需像其他界別那樣,即使是等額提名,也需經過「選舉投票洗禮」。
  也正因為回歸後歷屆行政長官選舉,選委會的構成都缺乏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而顯得澳門特區在遵守基本法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因而必須盡快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這除了是履行基本法的憲制責任之外,也是為了補強行政長官選委會的「合憲性」。
  倘是採用上述的非公權力選舉(各業商會),或帶有一定性質公權力選舉,而並非是全澳性選舉的方式,分界別選舉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然後再由行政長官委任,可能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既能符合基本法「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定位,又能滿足到部分市民希望能透過選舉產生市政機構成員的意願。比如,按照組成「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法律中,其成員的各個相應界別的構成,將應選名額分配到各界別後,由其自行進行選舉。政府不介入,應由界別自行解決,採取適當的方式。
  有些界別並不困難。比如,商界成員的選舉可由中華總商會作統籌;勞工成員的選舉可由工聯社團來協調;社會服務界也可由街坊總會出面進行。現在只擔心兩種情況,一是勞工界別,現在有一些「新興工人社團」出現,是否應被列入勞工界別?二是社工界,提名獨立思考能力較強,人人皆有自己主張,甚至是「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誰也不服誰」。如何協調?相信將會大傷腦筋。不過,這正是鍛煉人的機會,各相關團體應當接受此挑戰,提高自己駕馭複雜情況的能力。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7-11-10 05: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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