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澳人語

(作者:永逸)


 

所謂「放生」之說沒有法律及事實依據

  對於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駕車衝關闖入本澳,更一度跨越澳門國際機場禁區的熊姓內地湖南籍男子,被警方截獲並移送檢察院偵查,檢察院經訊問後,基於其言語沒有邏輯,懷疑精神異常,故交回治安警察局作適當處理,而警方則將其遣返內地,並向內地警方求證其精神狀況,其涉案車輛則由司法機關批准扣押一事,某些政治反對派人士乘機起哄,攻訐檢察院和警方「放生」該涉案男子,並對其身份及來澳動機作出各種猜測。
  對此,檢察院於前日發出新聞稿,對相關情況作出說明並糾正相關言論。檢察院指出,根據案情顯示,嫌犯未經入境許可進入澳門特區並在澳門無證駕駛,同時,其在澳門亦涉嫌觸犯《澳門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的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罪。經檢察院對嫌犯進行訊問,案件並不符合對嫌犯採取羈押強制措施的法定要件,同時,考慮案件的實際情況,目前將嫌犯留置在澳門等候訴訟程序的進行殊不合適,為此,檢察院依法對嫌犯採取相應的強制措施,並將嫌犯先行交予內地警方,待各項偵查措施完成之後,檢察院將視偵查結果對案件作出相應處理。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檢察院依照合法性和客觀性原則對所有刑事案件進行偵查,案中絕無所謂「放生」嫌犯的情況。
  從檢察院新聞稿透露的事實看,檢察院和警方將該熊姓男子遣返內地,並非是政治問題,而是技術問題。
  實際上,其一、該熊姓男子已經構成犯罪嫌疑,包括非法入境、無證駕駛,及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罪等,必須依法懲處。
  其二、熊姓男子這些涉嫌的犯罪行為,即使是經法院審理將之定罪,也是屬於輕微罪行,按《刑事訴訟法》規定,未達羈押的程度,只能是以自由身候審。
  其三、倘若其人是留在澳門等候排期開庭審判,其人在澳門的食宿問題,如何安排?澳門司法機關沒有「招待」其食宿的義務和責任。只能將其遣返內地,等候排期開庭審理。在法院按期開庭時,再透過兩地警方合作的機制,將其送來澳門受審。
  其四、也考慮到,熊姓男子闖關的本身,也違反了內地的法律,因而內地也對他享有司法管轄權。而且,既然是他要急於乘坐飛機離開,不排除他在內地可能涉嫌觸犯了比在澳門更嚴重的刑律,或是貪賄,或是其他刑事犯罪行為,甚至不排除是與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划等案件有關。而按照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原理,在跨境犯罪活動中,罪行較為嚴重的區域,享有優先的屬地司法管轄權。
  這使人想起台灣地區的電信詐騙犯。他們在其他國家作案並被拘捕後,大陸公安將其押回大陸,由大陸的法院審理並判刑,台灣民眾卻是一片叫好。其原因,是在台灣的刑法對該類罪行的量刑標準較輕,大陸較重。而且也曾發生過,當有台籍電信詐騙嫌犯在被押回台灣後,台灣警方卻以沒有他們的案情資料為由,當場釋放的情事。因此,曾經深受電信詐騙活動之害,以至未有親身受害但也耳聞目睹的台灣民眾,都巴不得讓大陸司法機關依法懲治這些害人蟲,這總好過台灣司法機關「輕判」甚至是當場釋放,讓其在得不到應有懲罰之餘,很快又再重操故技,繼續害人。
  同樣,內地刑法對同樣的犯罪行為,量刑標準也是比澳門重一些。其最大的區別,就是內地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澳門卻沒有。而且在附加刑方面,內地有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等,澳門也沒有。這也就形成了法律衝突,更是澳門遲遲未能與內地簽署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由於熊姓男子是由澳門警方捕獲,澳門特區對其擁有司法管轄權。但由於其所涉犯行輕微,不能對其實施羈押措施,又不可能「招待」他食宿,因而只能是將他遣返內地。在澳門法院開庭審理時,再傳召他到澳門受審。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放生」的問題,相反這正是在存在客觀因素下,為了更精準地行使司法管轄權。
  倘是熊姓男子在內地涉嫌犯有更嚴重的罪行,就應由內地司法機關優先享受司法管轄權,先行依法審判,為民除害。待其服刑完畢後,澳門仍可對其行使司法管轄權。不過,可能由於內地的刑期較長,屆時在澳門方面已經過了追訴期。倘是兩地建立了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機制,澳門司法機關可以對其進行缺席審理後,將判決結果送交內地司法機關,由內地獄政機關一併執行其刑期。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有必要繼續與內地、香港協商,爭取克服各種困難,盡快達成並簽署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
  其實,某些非法越境者,按照澳門的刑律,量刑甚低,甚至是不予起訴。但在內地,促使其非法越境出逃的原因,雖然較多的是追求較佳的生活(近年此動機已基本消失),但有一些是在內地犯了法,受到追捕而潛逃出境的,因而將其遣返內地後,才能發揮「除暴安良」的效果。
  但在回歸前,卻曾發生過相反的狀況。其中一次是參與北京天安門事件而受到內地通緝的工人領袖岳武,在珠海灣仔乘坐「澳門遊」遊船經過澳門媽閣廟附近海面時,突然跳水游向澳門,被澳門警方捕獲。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及輿論壓力,澳門警方一反過去的合作態度,堅持不將岳武送回內地。內地公安就使用一招予以「報復」,一連多天拒絕接收澳門警方捕獲並遣返內地的偷渡者,令到澳門無法容納,可說是「堆積如山」。
  另一次是《澳門基本法》頒佈後,確定澳門回歸後擁有終審權,並設立終審法院。葡方為了銜接,就透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宣佈將原由葡國里斯本法院管轄的對澳門的司法終審權,下放給澳門,並就此對澳門法院制度進行改革,頒佈《司法制度綱要法》,組建高等法院、中等法院,其中高等法院就作為澳門的終審法院。而由葡方派來澳門出任高等法院院長的李本立,是一位人權專家。因而當受到內地通緝的嫌疑劉果、楊沃良逃到澳門,內地公安按照以往慣例要求澳門警方將之遣返時,李本立卻以葡國憲法規定「死刑犯不引渡」為由,下令澳門警方不得將此兩名嫌犯遣返內地。而導致該事件上升為國與國關係,中國外交部向葡國駐華大使館提出了照會,提出引渡楊沃亮、劉果兩人,並表示中國政府今後將在對等互惠基礎上,對葡國類似請求給予合作,並承諾對兩人不判處死刑,量刑將會在無期徒刑以下。澳門新華社副社長柯小剛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過家鼎大使也出面交涉,過家鼎大使還與葡方聯絡組長賈達里納開會交涉此事。
  而在此過程中,國際特赦組織的澳門分支機構,曾經攪風攪雨,製造輿論向高等法院施加壓力。後來,在中方外交部提出交涉,並承諾不會判處兩名嫌犯死刑之下,澳門高等法院的態度有所鬆動,在對是否將兩名嫌犯引渡給內地進行開庭審理後,判處將楊沃良引渡內地,但否決將劉果引渡內地。後來高等法院又就此兩案的上訴案組成合議庭審理,判處維持將楊沃良引渡內地的原判,並推翻了不將劉果引渡內地的原判。在裁決後,卻發生了一件令高等法院陷入尷尬局面的事件,獲否決引渡的劉果在裁決當晚被釋放,有關方面事後卻發現劉果持偽造玻利維亞護照,此時劉果已不知所蹤。
  而國際特赦組織及葡國的一些政客,卻以「中國政府作出的不對楊沃良判處死刑的承諾不具法律效力」為由,發表了許多抨擊澳門高等法院的言論,並由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提議及經辦,為楊沃良向葡國憲法法院提出上訴。而葡國憲法法院竟然違反葡國已經將終審權下放給澳門的政治和司法決定,宣布受理該上訴案。後來,澳門刑事預審法院以中方不合作,沒有提供嫌犯在內地的犯罪資料,令案件無法開審,且人犯的羈押期滿為由,宣佈釋放楊沃亮。歷時整整兩年的楊沃亮引渡案最後以葡方拒絕引渡而告終。而該事件也成為內地一些國際法教材的資料。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1-12 05:25:12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