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再談新一屆全國政協澳門委員名單

  從新一屆澳門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構成成分看,他們中的「博彩」成分有所降低。其標誌性的變化是,本澳老牌博企「澳博」的蘇樹輝因受屆期和年齡限制而缷任後,「澳博」未有人予以增補。按道理,以「澳博」在澳門社會經濟、政治的實力,當其得知蘇樹輝將要卸任的信息後,是不會不據理力爭,爭取推出新人予以替補的。實際上,在「澳博」內,擁有幾位具有省級政協常委身份的高管,是具備「升呢」的條件的,但卻是繼續留在原位置,沒有「更上層樓」。顯然,有關方面是為了切實貫徹執行「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及「不能讓博彩業一枝獨秀」的戰略,有意「壓低」博企在中央政治層面的地位。
  實際上,在過去,「澳博」及其前身「澳娛」,因為其在澳門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在中央政治層面佔盡優勢位置。就以全國政協為例,當年何鴻燊無論是年齡還是任職屆期都已頂到了「天花板」,必須卸任。但其一心安排「接棒」的女兒何超瓊,當時尚未足以「升呢」,就希望能高唱《再坐一會》,等到何超瓊可以接任後再卸任。因而就以「美資博企勢力強大,需要華資博企挺住」,他必須「堅守陣地」為由,而爭取到「超齡服役」的優惠待遇。待到他的年齡和身體健康狀況都挺不下去之後,才予以交班,但卻改變了主意,由其時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的兒子何猷龍接班,而不是作為北京市政協常委的何超瓊。但即使如此,何猷龍並非是「澳博」的代表,因而何猷龍只能說是何鴻燊個人的代表。不過,何鴻燊也針對此種情況,早已佈局代表「澳博」的蘇樹輝晉身全國政協委員,從而保住了「澳博」及其前身「澳娛」的在澳門社會的地位。而今次何猷龍繼續留任,蘇樹輝卸任,除了年齡的因素,及中央繼續尊重何鴻燊之外,是否預兆著「澳博」在澳門博彩業領域以至整體社會所佔的戰略地位已經有所遜色,以至在未來的「賭牌開投」中,無法像二零零一年首次賭牌開投時,享有一定的「優先」待遇,而是必須與其他參與投標者平等參與,被「一碗水端平」?這就充滿了想像空間。
  因此,隨著蘇樹輝的卸任而沒有替補新人,就使得在全國政協這個中央政治公職領域內,不但是整個博彩業構成成份降低,而且也是曾經是澳門博彩業龍頭的「澳博」及其前身「澳娛」的淡出。誠然,在全國政協澳區委員中,專業或副業博彩的仍有何猷龍、周錦輝、陳明金、蕭德雄,但目前只有何猷龍是博企持牌人,其餘的只是經營賭廳而已。儘管作為博企的「銀河」的負責人呂耀東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但他是「特邀香港人士」界別,而且其業務也不限於博彩業,實際上他無論是在本業還是全國政協委員所接其班的父親呂志和,就並非「獨沽一味」博彩業。更重要的是,呂志和是在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多屆後,才到澳門參與賭牌開投的,因而就「博彩業成分構成」而言,呂耀東也不是很強。
  另外,「經濟界」的委員過去是前「財爺」譚伯源。雖然他並未直接涉賭,但卻主持賭牌開投,而且在分管澳門特區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務上,有向博彩業傾斜的跡象。而今次在「經濟界」出線的,是原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的劉雅煌。他不但不是主管經濟事務的政府官員,而且他個人也不涉賭,因而也進一步扯低全國政協澳區委員的「博彩」成分。
  何鴻燊當年是以「遏制美資博企」為由,而爭取到「超齡服役」;而如今他的「大弟子」蘇樹輝卻不能「超齡服役」,可見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此一時彼一時也,因為現在華資博企已經完全可以擔當澳門博彩業的大任,而且「澳博」本身在博彩業總體量中所佔比例也已降低。更重要的是,有中央政策「發功」,不到美資博企「想做就去做」。據說,中央有政策底線,不能讓美資博企在澳門博彩業所佔份額繼續擴大,以避免威脅國家安全和澳門經濟安全。這也是澳門特區政府在批地、批出賭台等方面,均未能滿足美資博企的要求的主要動因。而某些美資博企還在賭台問題上糾纏不休,簡直就是政治嗅覺遲鈍。就此而言,當年何鴻燊的理由,其合理性和正當性已經大為減弱。
  不管是否有意,從全國政協澳區委員的成分構成中,隱約可以窺見,博企在中央眼中的重要性已經減弱,中央不再對博企予以「政治加持」。而是將更多的政治資源投放於屬於「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其他行業,以至是中小企業。實際上,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與新興經濟有關的委員比例增多,多是經營多元業務者,甚至連地產界原委員也大量退場。但有反對派媒體說,柯為湘卸任與「海一居事件」有關,其實是會錯意。除了是不向地產界傾注太多的政治資源之外,也與柯為湘是受制於「三屆不連任」的規定有關,這與其他的「三屆」委員未能獲得連任,是同樣道理。
  但也有其他一些「三屆」委員,仍可獲得連任,如廖澤雲、馬有禮、崔世昌、梁華等。這除了是「有特別貢獻」及「需要」的特別待遇之外,可能是作為常委人選的安排。實際上,廖澤雲現在就是常委。但另一方面,一下子有三名常委曹其真、楊俊文、顏延齡卸任,需要填補。而獲得連任的其他委員,可能資歷仍然不足,新人就更是難以「一步登天」,除非是「澳門陳馮富珍」。
  其實,其中的馬有禮早就應該是常委。但奇怪的是,作為澳門社團龍頭的中華總商會,理事長是全國人大代表,幾位副會長是全國政協常委,但其會長馬有禮卻只是「陽春委員」。何況,其父親馬萬祺還曾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雖然不能「承襲」,但以其是中華總商會會長,而且以其社會地位,對社會貢獻等方面衡量,都比另一位只是副會長,對社會貢獻的程度也大不如馬有禮,甚至還不如另一位鄉賢全國政協委員的委員,卻因為「朝中有人」,而超越會長當了常委,而且其政治效益還外溢於其兒女輩,佔據了幾個直轄市政協的戰略要津,而令其他更具條件者「有為者冇位」。
  這不但是不公平,而且按照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有關「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把好幹部標準落到實處。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匡正選人用人風氣,突出政治及「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於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勁」,以及「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讓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湧流」的用人標準來比照,也是政治「不正確」。因此,馬有禮的留任,有可能會「升呢」為常委,算是對他的「補償」。
  倘其他幾位「超屆期服役」者也「升呢」常委,或將會失衡,因為都是商人,難說「均衡」。不過,也非絕對。嚴格來說,崔世昌是專業人士,而且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可以「溝淡」常委商人成分較大的現象。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1-27 05: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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