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電視傳媒扛大任‧憲法基本法教育更形重要

  前昨兩晚,由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主辦,蓮花衛視承辦的「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二十五周年學界青年大匯演」假澳門綜藝館成功舉行。來自澳門五十四所中小學校、十一個團體,超過五百名的學界青少年共同獻藝。大匯演運用了全息投影等3D技術,結合戲劇、舞蹈、音樂、武術、民間技藝等表演,並由老、青、少三代澳門人以「接力講故事」的嶄新演繹方式,呈現《澳門基本法》的頒佈和實施對澳門社會的文化、教育、經濟等方面發展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透過豐富的視聽效果,加深了觀眾對基本法的理解。
  而正在頻密進行「走春」活動的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也緊緊把握獲邀請出席該項活動的機會,深入進行宣揚憲法與基本法、「一國」與「兩制」的關係的教育。他在致辭中除了是對這次學界青年大匯演給予高度評價之外,還特地宣介了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關於「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的論述。
  鄭曉松主任對該項活動的高度評價,間接地佐證了本欄日前的分析:全國政協新任委員……消弭了新聞界連續兩屆「缺席」的現象,不過未能恢復回歸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是出於不同新聞機構的較為合理狀況,也未能適應近年電子傳媒較為發達的新形態。實際上,蓮花衛視是繼受保安司委託,共同打造「平安濠江——二零一七年警民新春聯誼晚會之後,又一次獲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委托舉辦此類活動。這可顯三層意義:其一是為「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作出貢獻的,不單止是某一機構,而是全體傳媒共同努力,這才是傳媒界「劃出最大同心圓」的真諦;其二是牢記「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為推動澳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發出媒體人的正音強音的,不單止是紙媒,還有電子媒體,以及其他形態的新媒體;其三是作出上述貢獻的媒體,不一定是具有「官方背景」,可能民間傳媒企業更「給力」——這從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將上述項目委託民間傳媒企業「蓮花衛視」,而不是政府全資擁有的「澳廣視」承辦,就可見一斑。更值得深思的是,行政長官崔世安曾經向中央申請,「澳廣視」在內地「落地」,但幾年過去了,仍然是沒有著落;而蓮花衛視和澳亞衛視卻早就已經在內地「落地」。有時筆者在內地出差,為撰寫《華澳人語》評論,在遵守內地法律不作「翻牆」之下,獲取澳門的新聞資訊,除了是瀏覽政府新聞局及澳門電台的新聞資料之外,就是依靠收看蓮花衛視和澳亞衛視的新聞節目。
  與蓮花衛視的節目通過亞洲三S衛星覆蓋大部份亞洲、大洋洲及非洲部份國家或地區可以比美,不遑多讓的是,澳亞衛視也有著要在華語地區打響名堂,並有要做「澳門鳳凰衛視」的企圖心。由於「澳亞衛視」的林南與「鳳凰衛視」的劉長樂,都有內地部門及「石油生意起家」的背景,因而都有著在輿論領域「將地球管起來」的雄心壯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澳亞衛視」透過「亞洲二號」衛星、「亞太六號」衛星發送,其節目也已覆蓋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它在北京、台灣、香港等地都建立了記者站,並與海外多家媒體、內地多家省級電視台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建立了龐大的資訊網絡,在北京和深圳建立了節目製作基地,從業人員匯聚了內地、澳門、香港和台灣兩岸四地專業人士,以敏感的新聞觸角和不斷開拓進取的精神,堅持不懈地打造一個真正融合兩岸四地娛樂、新聞資訊的第一平臺。尤其是其在台北設置的攝影棚,每天邀請台灣學者「名嘴」,在評論台灣政情的過程中宣講中央的對台政策,進行「入島、入戶、入心」的宣傳,不是那些自稱「如何、如何」的媒體,可以做得到的。因此,在分配政治資源時,應該均衡些。事情是靠大家做的,不是靠一兩家做的,必須最廣泛地充分調度所有的積極性,現在已經不能再唱「只有自己是一枝花,別人都是爛茶渣」這支「歌仔」了,更不能像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別人革命」,或是《武大郎開店》中的武大郎,唯恐別人高過自己。
  鄭曉松主任趁著在「青年大匯演」的機會,進一步解讀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的論述,講深講透憲法與基本法,「一國」與「兩制」的辯證關係。指出必須堅決防止和糾正只講特區高度自治權、不講中央依法擁有的全面管治權,只講特區法律、不講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甚至公然挑戰中央權威、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錯誤傾向。要堅決維護、充分發揮憲法和基本法的「定海神針」作用,確保「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澳門各界群眾素有愛國愛澳的情懷,自「一二三事件」後,基本如此。但也正是「一二三事件」,令到澳門愛國愛澳團體骨幹的理論水平難以提高。實際上,在國民黨機構及人員被驅離澳門後,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傳統愛國社團一派獨大,這就使得傳統愛國社團中人長期缺乏像香港同道那樣的鬥爭磨練和勤奮學習的壓力和動力,從而缺乏像曾鈺成、馬力、陳婉嫻那樣的高智識型領袖。直到如今,不少人仍然停留在淳樸的感情的層面,未能昇華到憲法和基本法理論的高度。當政治反對派已經提高政治詭辯術,運用西方的政治學理論來宣揚其與「一國兩制」「對著幹」的謬論時,仍然是以社團表態式的反應來反駁之,陷於人云亦云的一般化,難有開拓性、創新性的思考,因而說服力不強。因此,鄭曉松主任強調的在前期積極宣傳推廣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憲法和基本法走進社會、走進校園,尤其要注重對青少年開展「一國兩制」方針、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就很重要。
  而從鄭曉松主任再次闡明「堅決防止和糾正只講特區高度自治權、不講中央依法擁有的全面管治權,只講特區法律、不講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甚至公然挑戰中央權威、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錯誤傾向」的論述中,更使人們反思,這個道理此前是否已經講深講透。實際上,就連堅決擁護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對中國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友好的葡裔大律師朋友,也在質疑「外籍法官不能審理涉國家安全案件」的法制安排,並聲稱這是「違反基本法」。
  其實,從《基本法》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文(第二十三條),是放置在基本法關於中央與特區關係一章的最後一條,也就可知審理涉國家安全案件的行為,這是國家行為,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尊嚴,因而必須由中國公民法官承審;而且其中一些案件也涉及到國家機密,全世界慣例都不能讓外國人知悉。更何況,在包括葡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外國籍居民恐怕連一個普通的法官都不能出任,甚至許多公職都是如此。在我國的台灣地區,法官和政務官、「立委」一樣,都不能具有外國籍,國民黨「立委」李慶安,就因為被揭發持有美國護照,而被法官判決喪失「立委」資格。
  《澳門基本法》第八十七條之所以有「符合標準的外籍法官也可聘用」的規定,是因為在過去長期以來,澳門司法官的職位均是由葡人及土生葡人所佔據,即使是到距離澳門回歸還有三年的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法官、檢察官還沒有一位華人,隨後才有首批三名澳門本地司法官,短期內難以承擔起所有的司法官職位。如果司法官的本地化盲目地進行,則可能違背司法規律,進而對司法官的專業性和獨立性造成衝擊。因此,建立起一個既能夠滿足司法官本地化、又能夠通過一定途徑容納外籍司法官為本地服務的司法官任用機制就格外重要。但在澳門回歸之後,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如果其司法官職位仍然大量被葡萄牙人所佔據,就將與中國的主權和國際形象有著明顯的不協調之處,也與「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方針不符,而承審涉及國家主權尊嚴及國家機密的案件,就更不能由外籍法官承審了。
  因此,不單止是要進行全面性的憲法教育宣傳,而且更宜對某些具體個案,進行針對性的宣導解惑,這才是全面深化、多元靈活進行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的應有之道。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2-05 05: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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