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蘇嘉豪只許自己「放火」不準官員「點燈」

  蘇嘉豪的支持者說,初級法院為何對蘇嘉豪的「加重違令罪」排期這麼快,在他剛當選並就職議員不久就排期審理,而不是等到其立法會的任期結束後才決定開庭。
  這個指責充滿謬誤。其一、既然包括蘇嘉豪在內的政治反對派經常批評,澳門特區各級法院的效率不盡人意,嚴重影響澳門特區的法制法治形象,而現在初級法院對該案及時進行排期,不管是否出於接受他們「效率欠佳」批評的結果,在客觀上也形成這樣的效果,現在又怎麼出爾反爾,指責起初級法院及時排期審理案件的效率來了?這就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何況,初級法院的排期,也已距離「五一五案」已經一年多,其實按照他們的標準,也已不算快了。其二、從現實層面看,一方面,是此類案件即使是法院判決其罪名成立,量刑卻並不高,因而伴隨的追溯期也不長。而到蘇嘉豪本屆四年任期屆滿時,他根本不可能不會爭取連任。而在參選期間,按照《立法會選舉法》規定,候選人享有刑事豁免權。其實就在競選期間,他的本屆議員任期尚未結束,仍然在享受著《澳門基本法》規定的議員的刑事豁免權,等於是「雙重保護」。在成功當選連任後,又是新的一屆議員的刑事豁免權期間。長此下去,按照蘇嘉豪及其支持者「卸任議員後才開庭」的論點,可能已經超逾追溯期。因而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要逃避司法懲罰,要享受司法特權。而蘇嘉豪在為自己在「五一五案」的責任辯護時,是並沒有否認自己確實是抵觸了法律的,實際上他及其支持者都認為,充其量只是觸犯了《公共地方行政規章》中的「亂扔垃圾」行為,即使是如此也是違法行為。但是否就僅止於觸犯《公共地方行政規章》,而不是觸犯《刑法》的「加重違令罪」,裁決權在法官的手中,並非被告可以自定。因此,初級法院按照內部案件分發的進度排期,正是依法行使司法權的表現,任何人都不能以這樣或那樣的籍口反對。
  其實,從「五一五案」公開後,蘇嘉豪的各種表現看,他就是要享受特權。包括反對立法會通過中止其議員職務,也包括他向中級法院就立法會的決議進行上訴,及要求給予保全。總之,就是他必須享受在執行議員職務時,法院不能對他所涉案件進行開庭審理的特權。
  立法會議員確實是享受著法定的刑事豁免特權。這既是全世界的慣例,也是《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實際上,《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這個條文規定立法會議員享有言論免責權。這是因為,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被選民推選或行政長官委任參加立法會的工作,參政議政。作為一個議員,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表意見,參與對法案、議案的審議和表決。因此,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各種會議上發表意見,參加表決,既是議員個人的權利,也是其對選民或委任者承擔的一種義務,這是法律所提倡和鼓勵的行為,決不會,也不能受到法律的追究。即使立法會議員在發言中誹謗、攻擊其他議員或社會人士,也不能因此受到法律的追究,而只能受到社會輿論、道德的譴責。而這個條文規定實際上也是從另一個角度,要求立法會議員應當自尊、自重、自律,應當利用參政議政的機會,為澳門社會及居民服務。
  《澳門基本法》第八十條又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非經立法會許可不受逮捕,但現行犯不在此限。」這個條文規定,立法會議員享有人身豁免權,不受任意的逮捕、拘留、監禁,這是維護議員的人身權利,保證其履行職責的必要措施。不過,該條文同時又規定,立法會議員不受逮捕的兩種例外情況,其一是如果某立法會議員從事現行犯罪活動,治安當局有權在作案現場將其捕獲;其二是如果某立法會議員在任職期間從事貪污、賄賂、詐騙等犯罪活動,執法機關又有確鑿證據證明其從事了違法犯罪活動。執法機關在經立法會許可的前提下,有權拘捕該立法會議員。
  然而,蘇嘉豪的情況,並不符合這兩個規定。其一、他的案情時是發生在他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前,因而也就不存在「在立法會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的前提條件。其二、蘇嘉豪並沒有遭受逮捕及羈押,而是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因而也就沒有發生「非經立法會許可不受逮捕,但現行犯不在此限」的情況。當然,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會對他實施一定的限制,包括可能會強制登記身份資料,及離開澳門若干天必須報告等。但並沒有要求他交出旅行證件,限制他出境,實際上在此期間他就曾多次到香港,與香港的「反對派戰友」交流經驗。
  即使是立法會通過中止蘇嘉豪議員職務的決議,也正如中級法院所指出的那樣,他並沒有失去議員的身份,其薪酬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這與香港的「DQ」完全不同。
  但是,從蘇嘉豪在立法會章程及任期委員會擬制決議草案,及立法會大會審議通過決議的過程中,以及向中級法院上訴或申請保全的表現看,他就是要爭取特權,維護自己的議員職務。這與讓他名揚四海的「反離補」行動中,「反特權」的核心訴求相比,就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兩面派」,只許自己「放火」,不准官員點燈」。
  實際上,讓蘇嘉豪「一炮而紅」的,就是「反離補」。而「反離補」中的一項訴求,就是反對「離補法案」中,有關行政長官可以享受刑事豁免權的內容。其實這是全世界都有的程度不一的特權,就連民意代表也同樣享受。比如上面引述的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立法會議員也就享受著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權。而蘇嘉豪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及保全申請,就是要維護自己的這些特權。為何蘇嘉豪那麼斤斤計較自己作為議員的特權,卻反對行政長官享有?這豈非是自打嘴巴,自我否定其在「反離補」行動中提出的其中一項訴求?
  其實,自打嘴巴的,又何止如此?「反離補」行動的最主要內容,是反對高級官員們離職後享有適當的補償。這也是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的行政待遇。比如,蘇嘉豪讀書的台灣大學,其學長學姐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都曾經或現在正在享受著《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的各項禮遇,包括按月致送新台幣二十五萬元禮遇金,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也有年終獎金;提供事務員、司機、辦公室及事務費用每年新台幣八百萬元,第二年起每年遞減一百萬元,第五年後至第八年不再遞減(每年五百萬);提供保健醫療(約三十五萬元)等。
  即使是蘇嘉豪許多學長學姐所擔任的一般政務官,也可按照《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享受「退職酬勞金」待遇。在前年修訂後大幅降低的最新標準,是部長級最高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五元,並於二零二九年降至最高七萬六千二百元。在二零零三年以前轉任政務官(包括特任、政務人員、副總統、台灣省長及直轄市長)之文官,只要擁有兩年的政務年資,就能併計終身的常務年資,領取「退職酬勞金」;二零零四年後轉任者,可領有一次性的「離職儲金」,不得再併計年資。
  曾記得,就是在蘇嘉豪發動「反離補」期間,他自己也曾指出,台灣地區《地方制度法》中,各種地方公職在卸離任後,都可享受標準不一的補償待遇。
  如果蘇嘉豪的「反離補」,只是反對其中的某些過分的標準,還可以理解的話,但卻是實行「一刀切」,就是「惡搞」了,而且還有理由懷疑,這是要為「澳人治澳」添堵。實際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除了部份是原公務員,在離卸任後還可享受其原公務的退休待遇之外,也有一些並非是公務員,而是社會人士參選當選或被委任的,其薪酬本來就不如其原來商務職務的收入。而在卸任之後,又受到「旋轉門」法律的限制,不得出任各種私人職務。他們被「蘇嘉豪們」砍掉了離職補償,就完全沒有收入,如何生活?這就勢必導致優秀人才可能會因此而不願加入政府工作,從而收窄了特區政府的用才渠道,在客觀上增加了待區政府的施政困難。倘是「上網上線」,那就是為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製造人才障礙,損害「一國兩制」事業。而蘇嘉豪,在中止議員職務後,還可以繼續領取薪酬!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2-07 05: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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