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或許「紗紙契」轉登錄「西契」的貓膩更嚴重

  廉政公署前日公佈了關於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目的調查報告,指出項目地段業權在以遺產繼承方式轉移的過程中亦存在諸多疑點,不排除有人利用司法程序,冒充業權人後人非法獲得土地。廉署認為,該地段屬國有土地,特區政府應透過適當的程序及渠道收回有關土地。廉署的調查報告又指出,工務局在二零一一年發出該項目的新街線圖,不再因應地勢分區控制樓宇高度,十三座樓宇的高度全部為海拔一百米,明顯違反行政指引訂定的規劃條件。
  而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收到廉署呈交的調查報告後,高度重視報告內涉及疊石塘山建築項目的土地劃界和土地面積等事項。指出由於土地問題涉及特區公共利益和市民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制度,爲切實保障特區國有土地的安全和私有土地業權人的合法權益,決定將報告轉交檢察院進行深入調查,務求查明相關地段的法律性質和事實真相,並依法跟進。
  廉政專員張永春昨日專門為此舉行記者會,回應了媒體的各種問題。他指出,今次的調查報告主要是行政申訴範疇,重點是調查在行政程序和行政行為中有否違法違規,若發現存在刑事犯罪跡象,如受賄等,若屬廉署職權,廉署會依法跟進,但不會在調查報告中提及,未到最後階段也不會公布。他還指出,項目發展商並非調查重點,某程度上項目發展商也是受害者。
  實際上,有關疊石塘事件的內容,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土地的所有權及土地所在地段的擴大轉移,是問題的最關鍵,不但涉及到「盜竊國家財產」,而且也可能會有詐騙及偽造文件等違法行為,其手段極為惡劣。盡管其中的當事人已經逝世,按規定應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在整個過程中,還涉及到律師及政府工作人員,這二者是否仍然在生?倘答案是肯定的,當然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不過,時間已經過去二十多年,是否超逾了法律追訴期,就像「十幢墓地案」那樣?倘是已經超逾法律追訴期,就將無法追訴。
  另一部份,是購置了土地並計劃發展的鴻勝公司,與工務局的違反行政指引訂定的規劃條件的行政責任問題,不是刑事責任。但在檢察院的偵查過程中發現有「對價關係」,那就是賄賂行為,是屬於刑事責任了。不過,無論如何,倘是特區政府按照廉署的建議收回土地,就如廉政專員張小永春所言,其也是受害者。因為其購置土地是透過公開競投的合法手續,而且也不知道二十年前該土地的「繼承權」官司的情況(倘知道可能就不會參投了)。該損失如何追究?向前一手追一手,或者最終是由黃澤勝和黃德興的後人負起民事責任,遺產的繼承人應當也負起繼承此民事責任的義務。
  該項土地繼承權官司,是在一九九一年開始進行的。當時《澳門基本法》的初稿「徵求意見稿」已經公佈,有了其第七條「土地所有權」的規範建議。顯然,這是當時一些葡裔律師籍機進行「土地所有權大變法」逆流中的一朵小浪花。當然,該案的案情又有所不同,因為按照廉署的調查報告所言,該土地是崔霖於一九零三年進行土地購置及物業登記的。該物業登記究竟是「西契」還是由「紗紙契」轉為「西契」?遺憾的是該調查報告沒有說清楚。因為一九零三年,葡人尚未佔據路環(葡人武裝「三打」並血洗路環及最終佔領路環,是在一九一零年),更遑論對路環進行行政管理,進行土地登記。即使是當時葡人「提前」進行土地登記,可能也是以前清地方政府發出的「紗紙契」為準,而不是「西契」。因為當時清朝尚未滅亡,在理論上,仍由清朝地方政府管轄的路環,「紗紙契」是有效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而在該土地「繼承權」官司發生的一九九一年,已經公佈了《澳門基本法》初稿的「徵求意見稿」,其第七條的條文建議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部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按照該條文的建議規範,澳門特區的土地及自然資源,原則上屬於國家所有,這與我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是一致的。但在當時的制度下,澳門的土地原則上屬於「公有土地」,包括所謂的「本地區公有土地」和「本地區專有土地」。但除了公有土地外,及依法出售的少量私有土地外,澳門還有一部分居民,主要是氹仔和路環兩島的少部分居民,因持有「紗紙契」而擁有部分私有土地。但由於「紗紙契」的效力並未得到政府認可,因而這部分私有土地的產權尚未得到最後確認。
  「紗紙」是我國清朝時期民間手工生產的一種防濕、防潮的手工紙。當時,清政府的官吏把土地的產權證明寫在這種紙上,並蓋上官府的紅印。後來,這種能證明私人擁有某一塊土地的契約,就稱為「紗紙契」。由於「紗紙契」年代久遠,多年來又有人偽造,且「紗紙契」還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有的蓋有官府的紅印,有的沒有;有的是官府出具的,有的是私人出具的),於是造成「紗紙契」長期無法得到澳門政府的承認,這部分土地的業權也無法確定。
  按照基本法第七條的規定,在澳門回歸後,未能得到澳葡政府承認並轉為「西契」登記的「紗紙契」,回歸後將得不到特區政府承認,因而將成為國有土地。但「紗紙契」的持有人很多不了解此情況,因而就有葡裔律師向他們遊說,幫助他們辦理「紗紙契」轉為「西契」登錄的手續。其中有許多貓膩,一些「來歷不清」的「紗紙契」都變成了合法的「西契,其情節可能比疊石塘土地還要誇張、荒唐。
  回歸後,一些「後知後覺」的「紗紙契」持有人才發覺「大事不妙」,入秉法院要求確認對土地的所有所有權,結果都被法院依據基本法第七條的規定,判決其敗訴。
  因此,回歸前的「紗紙契」轉為「西契」登記頂過程中,可能會有很多貓膩的情況,嚴重吞侵國有土地。以特區政府的人力及技術力量,已無從追究,可能就此而成為「既成事實」。但由於是國家土地,涉及到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中央可介入調查。 
  相反,正統葡人主持的前澳葡政府,倒曾在「紗紙契」問題上做了一件好事。那是在一九八三年三月,當澳葡政府批出一幅位於氹仔的土地給澳門電訊公司,興建機樓及倉庫大樓。有卓家村的村民聲稱這是他們所有的土地,並出示了前清時代的「紗紙契」。澳葡政府即公佈了一九二零年代的水文圖,當時該地段還是大、小潭山之間的海灘,尚未填海。而此時清朝已經滅亡十多年,何來前清地方政府對該地段開具「紗紙契」?從而穿了其讕言。但卓家村四兄弟仍然不服氣,動用了一切辦法,包括尋求也持有不少「紗紙契」的何賢「幫腔」,也包括向國務院申訴,都得不到回應,而最後不了了之。而澳門電訊公司的大樓也如期建成。
  須知道,當時不但尚未有《澳門基本法》及其第七條,就連中葡談判還是在三年多後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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