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程一鳴是「歸隊人員」不是「起義將領」

  關於「起義」和「歸隊」這對概念,是由「後三傑」之首熊向暉一篇紀念周恩來總理的文章提起。他回憶起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遇到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中國國民黨原和談代表,張治中十分驚訝:「這不是熊老弟麼?你也起義了?」周恩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實際上,熊向暉親撰的回憶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就透露他是周恩來著眼於情報工作的長期性,進行戰略佈局,安排他潛伏入胡宗南的身邊,出任其機要秘書。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暉簽收,胡宗南下達命令也都由熊向暉起草。但熊向暉將所有內容一概記下,將它送到毛澤東、周恩來手中。使得毛澤東「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而毛澤東也曾稱讚熊向暉的地下情報工作是中共情報工作最成功、最模範的事例:「一個人能頂幾個師」。
  之所以提起此對概念,是筆者趁著春節假期,對已完成第一稿的《澳門台灣政治關係史》書稿進行修訂。正是「有咁啱得咁乔」,在修訂到有關程一鳴的章節時,收到訂閱的《炎黃世界》二零一八年第一、二期合刊,內有一組文章是圍繞內地正在熱播的《風箏》的,其中一篇由孫喦撰寫的《一九三一年周恩來親自放飛的「風箏」》,不但間接證實了筆者對程一鳴是「雙面間諜」的揣測,而且更是直接指出程一鳴打入國民黨「軍統」是周恩來的佈局,因而他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以「蔣介石集團國防部情報局澳門組少將組長」身份起義,回到廣州,也是「歸隊」而不是「起義」。
  實際上,筆者在此前,通過一九八五年五月間採訪廣東省「兩會」,向廣東省委宣傳部要求採訪程一鳴,從省委宣傳部工作人員中了解到的某些訊息,及後來聽到台灣地區一些退休情治人員的憶述以及閱讀到他們的文章,還有閱讀了曾任公安部長的王芳撰寫的《王芳回憶錄》,再結合到一九九六年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主委吳華(吳道明)被李登輝打成「中共間諜」,求刑唯一死刑等的情況,揣測程一鳴是「雙面間諜」,因而在撰寫《澳門台灣政治關係史》時,也以此為定調。
  而孫喦的《一九三一年周恩來親自放飛的「風箏」》,就更進一步證實程一鳴是中共中央特科人員,而且還將其與周恩來、熊向暉聯繫在一起。其一、是周恩來於一九三一年以中央特科的名義,秘密安排程一鳴打進國民黨軍統局;其二、熊向暉能打進敵營,就是由程一鳴審查錄取。因而對程一鳴的結論,是「歸隊人員」而不是「起義將領」。
  而且,《一九三一年周恩來親自放飛的「風箏」》一文,還刻意配發了一幀過去一直未被公開,可能是「機密」的圖片。其文字說明是:「程一鳴回大陸後,和廣東省公安廳管情報的副廳長郭曼果一同散步」。從畫面看,散步地點可能是省委珠島賓館,也可能是從化溫泉。
  筆者此前就分析,程一鳴的起義,是因為他向內地報告了國民黨「情報局」副局長兼「中二組」副主任沈之岳,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潛至澳門,部署陰謀在柬埔寨暗殺到此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湘江計劃」的情報;而「湘江計劃」被中共中央調查部(後來的「蛇口大攪手」袁庚帶隊)破獲後,台灣「情報局」召他回台開會,他自知已經懷疑到頭上,因而毅然「起義」返回內地。而在三十多年後,吳華也是因為由內地有關部門「餵料」,揭穿李登輝污衊「千島湖事件」是「解放軍作案」,咒罵「中共是土匪政權」,惱羞成怒,再加上吳華此前主導成立全球首個反對李登輝的「反獨護國大同盟」,而被李登輝以「返台開會」的手法予以誘捕。
  《一九三一年周恩來親自放飛的「風箏」》一文證實了筆者的揣測,而且還把此事件的時間往前推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及「湘江計劃」的前身「秋風計劃」。臺灣「國防部」情報局從外交公報得知劉少奇主席將于一九六三年訪問柬埔寨,隨即派老牌特工張霈芝上校到西貢,組建「國防部」情報局的「高棉組」,擬定刺殺劉少奇的「秋風計劃」。臺灣「國防部」情報局南越站站長廖時亮親自到柬埔寨踩點,勘查金邊機場和國賓車隊路綫。他向張霈芝等高棉組成員布置任務後,經香港回臺灣彙報。廖時亮在香港啓德機場準備登機時,一個他在大陸時的拜把子兄弟欄住了他,交給他一封信。廖時亮打開一看,竟然是中國公安部第一局局長淩雲(後來國安部首任部長)寫給他的警告信,警告他不要妄動!
  臺灣方面見陰謀敗露,但賊心不死,又要向定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民黨九大」獻禮,于是將「秋風計劃」改名「湘江計劃」以瞞中共情報部門的耳目,派王牌間諜、就是抗戰時期曾潜伏到延安毛澤東身邊的沈之岳出馬,指揮實施「湘江計劃」。沈之岳爲防止電訊失密,决定親臨前綫坐鎮指揮;爲不被中共情報部門察覺,他避開國共情報戰的「熱戰場」香港,化名前往相對冷僻的澳門。隨沈之岳前去的特工中還有「國防部」情報局技術總隊的炸彈專家蔡建中,安裝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的定時炸彈就是他製作的。沈之岳怎麽也沒有料到,他的行程策劃得如此「神妙」,卻於四月二十日一到澳門,就被葡澳當局扣押並驅逐回台了!沈之岳爲防止電訊失密和到香港被中共發覺,選擇去不被人注意的澳門,哪知躲鬼却躲進了無常殿——澳門站的站長可是「程大神經」程一鳴!而王芳在其回憶錄中也憶述,「沈特離台前夕,我們就搞到沈入澳後活動任務、接見人員、與臺灣聯絡的信件和電報等情報,經我華南辦事處直送北京。即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將沈之岳在澳門和一批特務的活動情况,通知澳葡當局,澳葡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將沈之岳驅逐回台」。
  而且,該文還進一步透露,「秋風計劃」也是程一鳴向內地報告的,因為廖時亮和張霈芝都是程一鳴的學生,經過港澳時去拜望了老師。而柬埔寨後來也拘捕了張霈芝。
  該文還透露,「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南海上空爆炸後,周恩來立即點將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的熊向輝,與港英當局合作偵破案件。很快熊向輝就轉交給香港警方一份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向港英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這份情報包括:這一陰謀的策劃者、指揮者、各項任務的執行者;用來破壞克什米爾號飛機的炸彈的來源、從臺灣偷運到香港的時間、途徑和在香港的存放地點,以及轉交過程;將炸彈安放到飛機上的執行人和確切過程。這份情報的詳細、真實與具體,令所有相關方面都感到極其驚异。毫無疑問,這樣詳細、真實與具體的情報,沒有掌握整體情况的內綫,是拿不出來的。而在「克什米爾號事件」發生時,程一鳴雖然沒有參與行動,但他應該能獲知一些外圍情報:而參加行動的人員中,也有程一鳴的學生。程一鳴本人當時也在香港。因此他是最有可能向周恩來示警,以及事發後提供準確情報的人。
  能夠證實程一鳴是「歸隊人員」而不是「起義將領」,該文還列舉了一個事例:程一鳴起義回到大陸後,據說周恩來總理曾批評他,在解放廣州前,他沒能設法阻止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活動。那是一九四九年,程一鳴出任廣州衛戌司令部保防處處長。廣州解放前夕,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制定了大破壞計劃。廣州衛戌總司令李及蘭和保密局召開的實施大破壞的會議上,沒有提及計劃的具體內容。但毛人鳳派來執行任務的負責人胡淩影和六名保密局技術總隊的隊員,都是程一鳴在「蘭訓班」的學生。胡淩影一行一到廣州,就去拜見老師,又在北京路的太平飯店宴請老師。程一鳴吃飯時,從學生們的嘴裏套問出大破壞計劃內容。可能程一鳴限于職權和要隱藏身份,無法阻止國民黨特務進行大破壞;又由于各種原因沒能將情報及時送出,因此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從周恩來批評他未能保護廣州海珠大橋等重要設施的態度來看,更像是對一個中共「歸隊人員」,而不像是對一個國民黨「起義將領」。
  令人感到慨嘆的是,沈之岳後來趁兩岸開放之機,到北京治病,時任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工作小組組長的楊尚昆,曾經會見過他。對此,台灣一些退休情治人員有兩種分析,一種可能是沈之岳在延安「潛伏」時,與楊尚昆熟悉,後者出於「相逢一笑泯恩仇」,對台統戰的動機,而與沈之岳相見;另一種可能則是連沈之岳也是「雙面間諜」,這從他在北京治病,全部花銷都是公家報銷,與三十年後吳華獲台灣高等法院終審定讞判決「無罪」,經筆者協助返回澳門治病(其澳門身份證已經過期,得時任身份證明局長的黎英傑幫助順利入境),後再被大陸有關機構接到廣州治病,也是所有費用全包,有著某些共通之處。實際上,吳華返回澳門後不久即失去踪影,後來廣東省一位副廳長專門宴請筆者,感謝筆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協助吳華返回澳門,讓他脫離險境。筆者才知道,是此單位將吳華接回內地治病,但因藥石無靈而在內地逝世的消息。
  有信息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全國政協澳區委員邱成章(柬埔寨歸僑),就是破獲「湘江案」的功臣之一。當時澳門只有五、六個全國政協委員的名額,而他並不是名流巨賈,因而有自認不凡的人忿忿不平:「火水佬(他經營售賣煤油的小店)也可以當全國政協委員!」殊不知,他對國家的貢獻,比那些億萬富翁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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