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修憲保障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並行穩致遠

  昨日下午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絕對高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這不但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對更好發揮憲法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重大作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憲法保障,而且也是對全面準確地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並行穩致遠,提供了更有力的憲政保障,更有利於將維護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地結合起來,更有利於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和安全的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保障香港、澳門特區與全國一道,實現「兩個一百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因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第歷史意義。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也是「一國兩制」制度設立的法源和依據。而本次修憲就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上,為進一步保障「一國兩制」原則的實施獲得更加堅實的憲法基礎和合憲性依據,並將會推動「一國兩制」實踐邁向一個新高度。實際上,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了憲法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基礎性法律地位,及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而這次修憲,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就等於是把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戰略目標及各項方略,包括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等,都概括總覽進國家憲法之中。因此,這次修憲將會進一步保障「一國兩制」原則的實施獲得更加廣泛的憲法基礎和合憲性依據。
  這就嚴格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嚴格依照憲法(尤其是新增補丁內容)和基本法辦事。這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特別行政區法治的應有之義。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爲「一國兩制」在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就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確保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不受侵犯,保障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健全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屬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之一的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的方略,得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在中共「十九大」前後,逐漸形成一個以憲法和基本法來共同管治特區,以法律來反制「反對派」的法治氛圍。習近平在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在會見赴京述職的港澳行政長官時,就指出香港特區某些司法官未能依法懲治損毀及侮辱國旗的案例。隨後,香港特區的法院,果然依法宣判了一批損毀國旗的案件,將這股損毀國家尊嚴及形象的歪風初步壓遏了下來。針對香港特區個別侯任議員侮辱國家的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香港特區法院據此而作出判決,褫奪其議員資格;香港和澳門特區也分別據此而修訂選舉法律,增添候選人必須表態遵守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條款。針對香港有人「噓」國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成為在兩個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而香港、澳門特區也將據此而完成本地立法。最明顯的是,以法律和司法的手段,來反制「獨派」和「反對派」的各種違法行為,陸續審理判決了一批刑事案件。由此,「獨派」和「反對派」的囂張的氣焰被壓制了下去。
  此系列的法治作為,及習近平主席去年七月一日在出席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慶祝活動中的系列講話,同樣也震懾了澳門的「反對派」。其中有兩個典型的成功例子,一個是在蘇嘉豪的司法案件在公開之後,周庭希在社交媒體撰文指出,本來他們是以為會在選舉過程中公開的,但卻罕見地沒有,而是留待蘇嘉豪當選後才拋出。由於他們有此擔心,因而在競選過程中,一改其過去曾經依附蔡政府的「兩國論」的作風,盡量避免碰觸「澳獨」、「本土」及他們曾經狂熱鼓吹推動的「公投」、「自決」等議題,避免成為「票房毒藥」。
  另一個成功例子,就是有人為了立法會選舉,而在接受葡文報章採訪時誣衊澳門中聯辦。在習近平主席的相關談話震懾下,此人在各中文報章刊登廣告,向澳門中聯辦道歉。這與其在兩年前參選葡國議員時的高調張揚態度,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反差。
  這次修憲的一項重要內容——取消對正副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實現與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以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及「兩個一百年」的實現,提供了憲政保障。實際上,不少人都認為,現在的情況與當年不同。當時「文革」剛結束,大批曾經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出山。他們雖然經驗豐富,資歷足夠,但在被囚禁了多年之後,已經與世界脫節;而且需要騰出位子給「文革」後湧現的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的新人。因而當時對領導人設定任期及年齡限制,這是適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但也發生了一些弊病,「一刀切」地規定只能兩任,「七上八下」,這本身就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形而上學」。任期及年齡限制固然是能夠淘汰一些意志衰退、怠政懶政,甚至「五十九歲現象」的人和事,但也讓一大批「能做事」、「能成事」的人物「壯志未酬」,「長使英雄淚滿襟」。
  習近平本人就面臨這個情況,儘管《中國共產黨黨程》並未對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作出任期限制,但在已形成「三位一體」之下,倘國家主席仍然受到任期限制,就無法必須同步,繼續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而奮鬥。尤其是在強調依法治國,以憲法治國的時候,只是以中共總書記的名義發號施令,難免會有與憲政體制不夠相適應協調的情況。
  而在現實層面上,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學者已有研究,限制兩任的做法,在第一任主要是熟悉情況,第二任才正式施展抱負之下,短短四至六年的任期時間尚未來得及達成,卻就要面臨政黨輪替,被完全推翻,或即使是本黨人士繼任,也將會發生重大變化,不利於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變成瞎折騰。某些自我標榜「民主」的國家和地區,行政效率卻是全球最低,就是明證。
  就習近平本人而言,在目前年齡適合的高層官員中,尚未發現有一位具有與習近平同樣的政治智慧及魄力和毅力。倘習近平幾年後就受到「一刀切」的桎梏而卸任,「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的進程就可能會斷層。而且,那些既得利益集團、貪官也可能會反撲,而令「十八大」以來的努力毀於一旦。
  因此,習近平早在二零一五年就指出,在任命官員時不能「僅以年齡來劃線」,也不能惟選票論和惟文憑論。要堅持用歷史、全面、辯証觀點綜合看幹部,讓那些「能幹事、幹成事的人」,能有施展抱負的舞台。而現在,隨著修憲打破對正副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也隨著王歧山的復出,打破了過去「七上八下」的人為障礙,相信將有利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3-12 05: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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