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澳人語

(作者:永逸)


 

由警察機關管理集會遊行活動是國際慣例

  本年度的立法工作,制定設立非政權市政機構的法律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這是依法治澳,尤其是嚴格執行《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關於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及基本法附件一關於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必然有「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的規定的需要。在中央強調嚴格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的今日,這就具有特別的意義。何況,在實務操作上,明年將進行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很有必要補強《行政長官選舉法》,在第四部分「政界」中增補「市政機構的代表」,以體現全面準確落實執行基本法。
  制定規範非政權市政機構的法律的過程中,牽動到底一個層面,是遊行集會多管理機構的問題。按照現行的《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規定,要求集會和遊行活動的發起人,以書面通知民政總署,再由民政總署知會治安警察局。而為了配合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行政會已經完成討論修改《集會權及示威權》法案,建議未來當居民發起遊行、集會時,改為書面通知治安警察局局長。
  對此,屬於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和團體,有不同意見。如蘇嘉豪說,一九九三年澳葡時期立法會制定上述法律時,要求發起人書面通知回歸前的市政廳及回歸後的民署,再由民署知會治安警察局,是基於集會、遊行屬民政事務,發起人向當局通知發起集會、遊行,是因集會遊行將會佔用公共地方,故此須知會管理公共地方的實體。而民署通知治安警,是因集會遊行往往涉及公共安全,需要由治安警協調處理相關問題。高天賜指責說,集會示威應該由非軍事化人員的機構處理,他認為政府今次的做法,明顯是將遊行集威與刑事行為扯上關係,希望起到阻嚇作用,縮窄民間的表達空間,減少遊行集會的次數。
  蘇嘉豪和高天賜的說法,都是刻意躲避此次修法的本質,而以「瞎子摸象」的手法,以樹木代替森林,混淆兩種不同的概念,因而是荒謬的。
  因為集會遊行是屬於基本人權,而且還是政治權利,對其進行管理,就必須由公權力機構亦即政權機關管理,而不能由非政權機構處理。試想,如果是由非官方單位管理集會遊行,就必然會被「人權組織」攻訐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而未來改制後的市政署是「非政權市政機構」,這就確定了它不是公權力機關,因而就應當將其原先持有的參與集會遊行管理的職能「剝離」出來。這才是法治的表現。
  實際上,按照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受政府委托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即使是退一步來說,就算是權力機關,其職能也只是管理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事務。世界上那有文化局(廳、署)、環境或衛生局(廳、署)插手參與對集會遊行進行管理的道理?更何況,這還是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就更不可能。
  至於一九九三年的《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讓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參與對集會遊行活動的管理,是因為葡方要在《澳門基本法》已經頒布,明確規定回歸後的市政機構是屬於「非政權性」的情況下,為了配合在《澳門基本法》頒佈之前,搶先將將類似葡國對地方政權制度引進澳門的《市政區法律制度》的「偷步行為」。實際上,市政議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政制設計,是將葡國作為地方政權的市議會和市政府的制度,與澳門立法會的選舉產生辦法,結合起來制定的。因此,市政議會及其執行委員會,就是一個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在此情況下,《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就給其賦予參與對集會遊行活動管理的職能。而民政署作為非政權的市政機構後,當然不宜參與對集會遊行活動的管理。
  蘇嘉豪說,集會遊行是屬民政事務,還虧得他是台灣大學政治系和政治研究所的高材生,才昧著良心說出這種完全沒有政治學識的話來。實際上,按照國際慣例,對集會遊行活動的管理事務,是屬於公共安全或社會治安的事務,因而對其進行管理的主管機關應當是警察機關;而不是什麼「民政事務」,由民政機關進行管理。包括反對派們最為推崇的「民主大國」美國,也包括蘇嘉豪修讀政治學的台灣大學所在台灣地區,都是如此,連當地屬於政權機構的市政府,都不具有此職權,而是由縣市的警察局管理,縣市政府的相關部門,只是擔負輔助功能,在集會遊行活動結束後,進行清潔整理等善後工作,而不是直接介入對集會遊行活動的管理。
  比如在美國,要申請舉行示威遊行,或者在公共場所舉辦其他群體性活動,就必須提前去負責審批示威遊行的警察局,填寫一張申請表的基本知識,接著還會介紹舉辦示威遊行的有關信息,例如集會遊行的主題,大致的參加人數,集會地點和(或)遊行路線,以及示威遊行起始和結束的時間。如果地方法規對這些有所限制,還需要遵守適用的例外條款。複雜一點的還要申報使用的標牌和旗幟數量、音響設備等。特殊的像華盛頓還要求申報是否有人計劃蓄意違章,有多少人準備受到逮捕等。有的地方還要按照規定繳納一筆費用。如果有人捷足先登,佔了你想要的地方,或者時間上有衝突,你就得拿出替代方案,或者與本方參與者商議修改時間地點,有的時候還不得不放棄。
  台灣地區的《集會遊行法》第三條「主管機關」就明確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集會、遊行所在地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之轄區者,其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雖然「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已經初審通過《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將名稱變更為《集會遊行保障法》,建議將集會遊行將由原本「許可制」改為「自願報備制」等,但對管理集會遊行活動的主管機關,仍然保持為警察機關,沒有修改。
  因此,蘇嘉豪作為台灣大學政治系第畢業生和政治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並曾參加過民進黨外圍組織發動的「野草莓學運」及各種社運活動,不但應該是擁有對機會遊行的專業理論知識,並熟悉《集會遊行法》第三條「主管機關」是警察機關的規定,而且更是擁有實際參與集會遊行活動的實踐經驗,應當知道集會遊行活動的主管機關是警察機關。但他卻睜眼說瞎話,胡謅什麼「集會遊行是屬民政事務」,因而應當由民政機關管理,就顯得其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像「生草藥」那樣,「亂咁噏」。既無政治誠信,更缺政治學識。
  實際上,全世界各地都基本上是由警察機關管理機會遊行活動,無論是「報備制」,還是「許可制」,主管機關都是警察機關。這是出於維持社會治安及公共安全的考慮。盡管說,集會遊行是和平方式,但不排除在過程中,會發生兩種不同觀點遊行隊伍的對立衝突,或激進者演出「全武行」。過去澳門就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五一」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這也是治安警察局不批准遊行隊伍經過新馬路的主要原因。不要說其他地方,就說是公共治安管理偏緊的內地,也曾發生通遊行隊伍經過繁盛商業區域時,有其中混進遊行隊伍的不法者趁機進行打砸搶行為的情況。主管文化、體育、環境衛生事務的文職市政機構,能夠應付得了嗎?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3-26 05: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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