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非公權力機構無權管理公民權利事務

  立法會昨日舉行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五月十七日第2/93/M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法案,及《設立市政署》法案。經表決,以大比數一般性通過這兩個法案,按照立法程序,將進行常設委員會的細則性審議。
  這兩個法案,是互有關聯的。其中關於《設立市政署》的法案,是為響應習近平主席關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指示,嚴格執行《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和第九十六條的規定,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並為此而補強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的組成結構,為其補充「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而該法案將未來市政機構的稱謂定名為「市政署」,就是為了符合《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有關「市政」的表述及「受政府委托」的規定,並將之與《澳門基本法》第六十二條關於澳門特區政府架構中的司、局、廳、處作出區隔,以「坐實」其為「非政權市政機構」的性質。
  當然,遵照《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未來的市政署將受特區政府委托,依法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事務向特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既然是受政府委託行使一定的公權力,因而法案建議訂明市政署為具有法律人格、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權的公務法人,並擁有較大自治範圍的管理權,以便於其能夠更好履行其法定職責。而在澳門的法律語境中,公務法人是指非屬直接行政的機構,或依據公法成立的法人。其以執行公共事務為目的,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同時又接受政府的監督。郵政局、印務局、澳門基金會及澳門大學、澳門律師公會等機構,都是屬於此類機構。
  而由於現行的《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訂定由民政總署行使有關「接收及處理集會或示威的預告」的職責,在帶有政權性質的民政總署改為非政權性質的市政署後,為理順關係,更好地保障集會及示威期間秩序及公眾安全,以及提高執行效率,因而作為配套措施,修訂《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鑑於將涉及民政總署的有關職責轉往治安警察局。
  政府代表說得很清楚,政府的修法建議只是單純的職權轉移,沒有對公民權利作任何實質修改;也不會因接受預告的部門轉換而出現不同的結果,因均是在同一法律下處理,因而修法被指是鎮壓或從嚴處理是過度解讀。但仍然有幾位反對派人士重彈舊調,如正被停職的立法會議員蘇嘉豪就表明反對將接受公共地方集會及示威預告、不容許擬舉行集會及示威、對集會及示威作出時間與地點限制的權力,全部自民政總署轉移由治安警察局獨攬。不過,他還是承認,在其他地方譬如香港或台灣,管理集會示威遊行的權力,均是由警方獨攬。
  蘇嘉豪之所以有「香港或台灣均由警方獨攬權力」的認知,是因為來源於他本人的法律專業知識及其行為實踐。實際上,他不但經常前往香港觀摩、聲援以至親自參與其「戰友們」的集會示威遊行活動,因而得知香港特區對此類活動的管理權力,是「由警方獨攬」,而且更因他在台灣讀書期間,修讀的是政治學,清晰了解台灣地區的《集會遊行法》,其第三條「主管機關」就明確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集會、遊行所在地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之轄區者,其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因而具有台灣地區對集會遊行等活動的管理權力,是「由警方獨攬」的法律專業知識認知而且也曾經常身體力行地親自參加民進黨外圍團體組織的各類社運活動,包括抗議警方在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進行第二次「陳江會談」期間,「濫用警權」維安(當時數萬名民進黨暴徒包圍及意圖襲擊陳雲林等大陸談判代表)的「野草莓學運」,而具有深刻的「由警方獨攬」對集會遊行活動進行管理的權力實踐知識。
  至於他沒有提及到,在內地對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可能是他尚未「夠膽」跑到內地參加以至發動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但他是應當知道,在內地,也是「由警方獨攬」對集會遊行活動進行管理的,因而他的那句「香港或台灣均由警方獨攬權力」的前面,是由一個「其他地方」的,當然也就是國際慣例,而且更包括了內地。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第六條規定,「集會、遊行、示威的主管機關,是集會、遊行、示威舉行地的市、縣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遊行、示威路線經過兩個以上區、縣的,主管機關為所經過區、縣的公安機關的共同上一級公安機關。」其實這個條文的內容,與台灣地區《集會遊行法》第三條的「主管機關」,大同小異,因而連同香港特區一起,在一個中國架構下,不管是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在「由警方獨攬」對集會遊行活動進行管理權力的範疇內,已經走向「統一」規範。既然如此,澳門特區就應該在此領域內也自覺靠攏,走向「統一」,而不是繼續「分離」。
  蘇嘉豪說,一九九三年制定《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就規定由市政廳主席(回歸後改由民政總署管委會主席)收到預告文件須立即通知治安警察廳廳長(回歸後改由治安警察局局長)。既然他明確地提到「一九九三年」,作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及政治研究所的高材生的蘇嘉豪,就更應知道,這恰恰就是葡方抵制《澳門基本法》的所為。實際上,早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通過《澳門基本法》之前,已經公佈及廣泛諮詢的《澳門基本法》(草案)文本,就在第九十五條明確建議回歸後的市政機構是屬於非政權性質。但葡方卻仍然按照其將市政機構打造為地方政權機構的設想,在引進地方政府的機制及職權,及其成員為半代議政制構成的,與《澳門基本法》「對著幹」的同時,也向這個政權機構的市政議會授予參與管理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力。這與葡方因為不滿《澳門基本法》的《序言》的第一句,有「被葡萄牙逐步佔領」一語,刻意在融和門的落成儀式中,向出席的中方官員實施「突然襲擊」,安排由一群本地演員演出一場實景歌舞劇,以描述葡國的商船來到澳門靠岸,運來白銀、葡國瓷器等商品,中國明朝官員則前往迎接,華人市民則載歌載舞地歡迎,並以絲綢、茶葉等商品與子之進行貿易,一片歌舞昇平的情景,來「反駁」《澳門基本法》「逐步佔領」的結論,如出一轍。
  這就不但暴露蘇嘉豪死抱殖民思維,及在客觀上抵制基本法的心態,而且也暴露了他對各種事物的雙重標準。平時強調法治,反對人治。但特區政府為按照基本法辦事,將市政機構回歸到非政權機構,而且也只是受特區政府委託管理文化、環境衛生及康樂等事務,盡管還有公共地方事務,但都只是受政府委托,並非「授權」,因而是一個沒有任何公權力的機構,而蘇嘉豪卻要將讓其參與屬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事務的管理。按此邏輯,其他的公務法人機構,包括澳門律師公會、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等,都應有權參與對集會遊行示威活動的管理。這就不是法治,而是蘇嘉豪平時抨擊最激烈的人治了。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4-04 09:47:01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