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在堅持國家主權前提下堅守「一國兩制」初衷

  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有關要始終把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作爲處理涉港澳事務的大前提,在研究和處理涉港澳的事務時,不同於研究和處理內地某個省份的內部事務或內地不同省份之間的事務,既要強調「一國」,也要尊重「兩制」,還要考慮到三地分屬三個關稅區、使用三種貨幣等差异,要將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尋求內地與港澳各界人士的「最大公約數」;及要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在處理港澳的事情時,倘同時有幾個方案都可以接受的,就應儘量采用特區政府所提方案;中央制定的有利于港澳的政策措施,可以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宣布的,儘量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宣布;要讓港澳社會充分感受到中央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支持,維護行政長官的權威,強化行政主導,幷且要注意用港澳社會容易認同和接受的方式、語言做好中央有關政策舉措的宣介工作,以取得最佳社會政治效果德等等指示,可說是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堅守「一國兩制」,尊重兩特區實行的「兩制」的初衷。
  前段時間,強調中央對港澳兩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主要是在體現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統一、安全的大原則問題上,尤其是在發生了「港獨」等事態之後。這是很有必要的,是正本清源之舉,是中國政府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的必然。實際上,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不單止是要在港澳兩地升起五星紅旗,而且中央政府還必須在香港、澳門行使絕對的和最高的權力。這種絕對的和最高的權力的行使,並不限於通常所強調的外交權、防務權,還包括: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審查和發回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決定部分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其修改的最終決定權;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等等。具體來說,就是特別行政區的創制權,亦即決定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決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包括全國人大授權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修改和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織權,主要是體現在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對特區立法的監督審查權;決定全國性法律適用於特區的權力;宣佈特區進入非常狀態的權力;批准駐軍派出部隊協助特區政府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的權力;授權及要求特區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和決算必須呈報中央政府備案;法院在終審判決引用基本法相關規定必須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特區政府對內地居民進入特區的人數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對中央相關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特區設立構的批准權等。此外,還體現在排除其他國家的干涉,排除外國勢力操縱和影響特區內部的政治事務,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等。基本法以上的規定內容,在經過前段時間關於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導教育,尤其是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的宣導教育後,相信已經成為多數「澳人」的基本認知。
  不過,可能會引發認知偏頗,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忽略了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其實最正確的做法,是以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方略: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在堅持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的同時,也要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兩者不可偏頗。在屬於特區高度自治權方面的事務,還是應當尊重特區自行行使其權力,維護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威,中央政府不會橫加插手。
  如今,韓正的四點指示可說是在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之間作出平衡,並較多地從「兩制」的角度進行思考。就此,即使是在涉及中央權力的區域合作的事務時,只要不是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只是單純的經濟工作事務,都應尊重特區,突出「兩制」,從特區的角度思考問題。包括在研究和處理涉港澳的事務時,不能以研究和處理內地某個省份的內部事務或內地不同省份之間的事務的思維方式;也包括要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維護行政長官的權威,強化行政主導;亦包括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特別是讓廣大普通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內地出臺的有關港澳的政策措施,不僅要有利于促進港澳經濟發展,而且要有利于促進港澳民生改善,不僅要有利于港澳工商界投資興業,而且要有利于增進普通港澳市民的福祉,特別是有利于年輕人拓展發展空間;更包括要按照市場化機制、規則和國際化標準推進港澳與內地的合作項目,必須以工程質量和法定程序爲優先考慮,嚴格依法辦事,並要認真評估港澳主流民意和社會反應,把好事辦好等。
  韓正提到「換位思考」,這很重要,也很及時。畢竟,正是因為港澳兩特區實行不同於內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且更由於港澳兩地曾經受過外國的殖民管治,與內地存在著較大的文化差異、思維方式也未必與內地一致,各有各的想法,而且還有單純利益之爭。不要說甚麼,就以澳門面積細小,土地發展飽和,中小微企調發展以至生存受到嚴重擠壓。中央有鑑於此,向珠海橫琴授予比特區還特的政策,以利澳門中小微企獲得生存空間。但結果卻是「借艇割禾」之後,「打完齋唔要和尚」,橫琴管理當局只顧發展豪華大廈的地產,將進入橫琴發展的「門檻」標得極高,經濟實力不足的澳門中小微企根本難以邁過。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只好要求,向橫琴租地十平方公里。當時的廣東省長朱小丹雖然同意,但卻提出不能動用橫琴的現有土地,而必須另行填海造地,並由澳門出錢,但填海工作由內地操辦,澳門不能插手。這明顯就是韓正所指的以處理內地某個省份的內部事務或內地不同省份之間的事務的思維方式,來處理內地與澳門特區之間的區域合作事務,毫無互惠互利可言,更沒有尊重特區及行政長官。因此,澳門特區只好另尋辦法,中央也知道此矛盾難以調解,就決定另行批出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以供澳門特區未來的發展。
  「一國兩制」,是國家的政治決策,特別行政區的位階高於經濟特區。因此,韓正所說的要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就「喋落有味」,極為及時。在涉及到區域合作的經濟發展事務上,因為這是單純的內部行政事務議題,不涉及到國家主權,因而應向特區傾斜,以尊重「兩制」後行政長官為重。
  實際上,「一國兩制」方針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造性傑作。現在習近平將之發揚光大,提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就是回到「一國兩制」的初衷,並在正確地處理對立統一的關係方面,更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理論提升到新的水平。
  當然,特區也不能做「伸手派」,應當發揮高度的主觀能動性,尤其是在內地「捋起袖子加油幹」,發展一日千里的態勢下,特區不能按照老思維龜步前行,而導致與內地的發展距離進一步擴大。這不但會令本地居民產生不平衡及失落的心理,成為「港獨」及「本土」分離意識的觸媒體,而且也在客觀上趕不上「兩個一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腳步,反而拖了整個國家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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