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從《司法組織綱要法》展開修法程序說開去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說,《司法組織綱要法》基本上已完成內部立法程序,現時文本尚有小部分需技術性調整,預計下月能提交立法會討論。陳海帆又表示,已與終審法院和法官委員會溝通和討論,認為以目前案件的數量暫時毋須增加終審法院法官的人數,而中級法院的法官人數將會增加。至於解決主要官員「一審終審」的問題,法案建議除了行政長官外,其他主要官員改由中級法院進行一審。
  《司法組織綱要法》終能進入修法程序,這是正確的做法。從回歸後十八年來的司法實踐看,在回歸時「午夜立法」中,以卷包袱方式完成立法程序的《司法制度綱要法》,雖然在司法制度領域避免了銜接「真空」,使得澳門回歸後的司法機關即可立即進行運作,保證了澳門特區的司法秩序運行正常,但因為澳門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結構,除官委議員外,民選議員可以全部乘坐「直通車」,不像香港那樣成立了香港特區臨時立法會提前運作,審議通過未來特區的系列法律,因而澳葡時期的立法會議員,不可能審議通過未來澳門特區的法律,這就導致只能是在「午夜立法」中以卷包袱方式審議通過回歸時必備的基本性法律,而這些法案的編撰又未必是澳門的法律界人士,因而難免會有瑕疵。而《司法組織綱要法》由終審法院實行對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主要官員、部分司法官等人員的一審管轄權,但終審法院的法官編制只有三人,就形成「剝奪」上述人員的上訴權的事實,並抵觸在中國澳門特區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實際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五款規定:「凡被判定有罪者,應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複審」。因此,全世界的法治國家和地區,在其司法制度中都設置有上訴制度,並設置了第二審程序。第二審程序的任務,就是第二審法院對第一審未生效的裁決、裁定所認定的事實和適用的法律是否正確、訴訟程序是否合法、進行全面的審查和審理,然後依法作出裁決或裁定,以維護正確的判決、裁定,糾正錯誤的判決、裁定,實現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保證正確、及時地懲罰犯罪,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而澳門特區終審法院的編制只有三名法官,剛好可以組成一個合議庭。但倘相關案件需要進行預審,在進行正式審理時,曾經主持預審的法官必須實行司法迴避,餘下的兩位法官就組不成合議庭,必須向中級法院「借將」,臨時借調其年資最長的法官「升呢」並參與合議庭審理。這樣,就封殺了被告人的上訴空間。因為終審法院再無法官可以組成合議庭,審理上訴案了。如果再從中級法院「借將」,可能就將形成由中級法院的法官,審理終審法院法官一審案件的上訴案的嚴重錯置狀況。
  作為主要官員的歐文龍,和檢察長的何超明,其分別所被起訴的貪賄案,在終審法院一審裁決罪名成立並量刑後,就是因此而喪失了上訴權,其中何超明還是司法官,這在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及法治環境中,並非是正面健康的形象。而且,倘當事人將事情鬧到聯合國人權機構去,還將嚴重影響中國及其澳門特區的任人權形象。
  另外,隨著習近平主席主持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戰略概念,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並將每年的四月十五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之後,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統一和安全的利益,就成為包括澳門特區在內的全中國的最重要任務。而在澳門特區履行保障安全的職責,司法機關的順利運行就成為其中重要一環,必須使得涉及《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案件能夠安全審理。但在現行的《司法組織綱要法》中,終審法院只有三位法官的編制。而在實務上,為體現「一國兩制」,終審法院有一位法官並非是中國公民。這就將會導致,當特區司法機關在審理涉及《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案件,上訴到終審法院時,可能會組不成合議庭。因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體現國家主權的尊嚴,非中國公民的法官不能參與審理。另外,《維護國家安全法》所規範的諸罪名中,有一項是「盜竊國家機密罪」,其證據是國家機密,身為外國公民的終審法院法官也不能接觸,否則這本身就是「洩露國家機密」。這就需要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或是擴編終審法院,或是將涉及《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案件的終審權下放給中級法院。但由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案件,涉及到國家尊嚴,因而其終審權不能下放給中級法院。
  現在特區政府對《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法方向,是不增加終審法院法官,但將除行政長官外,其餘原由終審法院實行一審管轄權的人員,其一審管轄權「下放」給中級法院。這基本可以解決主要官員及相關司法官的「上訴權」的問題。
  但仍未完全解決問題。就是將發生觸犯《維護國家安全法》,及正在醞釀的維護非傳統國家安全而另行立法的法律的刑事案件,當司法程序進行到上訴到終審法院時,在排除其中的一名非中國公民終審法官之後,仍將面臨未能組成合議庭審理的問題。
  當然,可以採取從中級法院借調一名年資最長的法官,「升呢」參與終審法院合議庭運作的方式。而倘是採此方式,在中級法院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時,就必須「留有餘地」,避免由年資最長、較長的法官參與本級法院合議庭,以作為終審法院合議庭的「後備法官」。
  但即使這樣,還存在著行政長官的「上訴權」被剝奪的問題。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觀點看,行政長官犯法當然是「與庶民同罪」;但倘逆向思考,他也應與庶民一樣同享上訴權利。現在《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法方向,仍然將其一審管轄權保留在終審法院,亦即繼續使其喪失上訴權。我們不知道當局是出於什麼樣的考量,估計是考慮到其職位的重要性和崇隆性,而且行政長官會自覺奉公守法。
  其實並不然。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現在就因觸犯法律,經司法機關審判後而領刑。現在好像國際上正流行「元首坐牢傳染症」,以韓國為最明顯,所有的卸任總統,甚至包括在任的朴謹惠,都無一逃脫,因而網友笑曰:「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是韓國總統」。台灣地區的民選「總統」,除李登輝外,陳水扁、馬英九都遭告,而且也罪名成立(馬英九的「洩密罪」尚未定讞,但等待審理的「三中」可能難免要坐牢)。在「冤冤相報」下,蔡英文卸任後也將免不了會挨告。 
  希望澳門特區不會發生這種情況。但其實早有人想把首任行政長官置於死地,把本來屬於司法保密的「友好手冊」的內容洩露出去並添油加醋,恨不得要籍著整垮首任行政長官來醜化「一國兩制」的形象,但均未能得逞。不過,希望在立法會審議《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訂法案時,仍需關注行政長官的上訴權問題。
  陳海帆司長表示《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訂法案將於六月提請給立法會,但在行政長官崔世安《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附錄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一八年法律提案項目》中,是沒有此法案的。顯見,在開列該「法律提案項目」時,有所疏漏。其實,相關政府官員也曾說過,必須在今年內進行《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法工作。
  其實,有所疏漏的,還不止於此。前段時間,在澳門特區政府與澳門中聯辦聯合舉辦「國家安全教育展」時,相關政府官員就有根據習近平主席的「總體國家安全觀」,鑑於現行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是規範傳統國家安全事務,而未及於非傳統國家安全事務,在不打算修訂《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情況下,將另行立法,或是單行立法,或是擴充現有的其他單項法律。這就涉及到「年度法律提案項目」。不過,恐怕趕不上今年,但無論如何,也應列為二零一九年的立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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