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既體現司法正義又充滿政治智慧的判決

  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昨日就「新澳門學社」社員鄭明軒、立法會議員及「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在一項集會遊行活動中被控觸犯加重違令罪的案件作出一審宣判。經開庭聽取兩嫌犯陳述、證人證言及調查證據,法庭認定兩嫌犯實施了被控訴的事實,並指出兩名嫌犯的行為已符合非法集會及示威罪的主觀和客觀構成要件,而且兩名嫌犯是在存有共同犯意的情況下共同作出有關犯罪行為的。但法庭又指出,兩嫌犯在本案中被指控的罪名是加重違令罪,但經審理後法庭認為,兩嫌犯的行為屬於違反《集會權及思維權》法律而舉行集會及示威,已構成該法所規定的非法集會及示威罪,只是相關刑罰按照加重違令罪的刑罰來論處而已,因此應改判非法集會及示威罪。因而判決鄭明軒、蘇嘉豪非法集會及示威罪罪名成立,二人各被判處一百二十日罰金。其中蘇嘉豪的罰金以每天三百四十元計算,合共四萬零八百元。鄭明軒的罰金則以每天罰金二百三十元計算,合共二萬七千六百元。但若不繳納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八十日徒刑。
  按照此判決,由於並未發生《澳門基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五款關於在澳門特區內外犯有刑事罪行而被判處監禁三十日以上,經立法會決定後,即喪失其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事實,因此蘇嘉豪逃過了其議席被DQ。但由於法例規定有二十日的上訴期,控辯雙方在此期內都可上訴。如果期內控辯雙方都沒有上訴,法院將會正式通知立法會有關對蘇嘉豪的判決轉為確定後,蘇嘉豪就可恢復議員職務,重返議會。
  另外,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的判決書又指出,由於案中有迹象顯示有其他人士也涉嫌觸犯了與此二人相同的罪名,法庭決定待判決確定後,將整個卷宗開立證明書連同所有扣押光碟副本送交檢察院刑事訴訟辦事處,以便針對該等人士開立偵查卷宗以作適當處理。
  這個判決對於蘇嘉豪、鄭明軒來說,可能是「雖不滿意,但可接受」。「雖不滿意」的,是法庭雖然否定了起訴書所檢控的更嚴重的「加重違令罪」,但卻仍然判決其「非法集會遊行罪」罪名成立,而不是他們心目中並公開宣稱的「清白無罪」,亦即留下了案底。日後從事各項活動,都有一頁「不光彩紀錄」。倘日後社會政治更收緊,修訂《立法會選舉法》和《行政長官選舉法》,規定凡有形式犯罪紀錄者,不管是否參加遭受監禁,都將被禁止參選,那就將斷送政治前程。
  「但可接受」的,是法庭只是判決罰款,沒有判決監禁尤其是三十日的刑期,蘇嘉豪就可避免像其在香港的師兄師姐們那樣,被DQ議員資格。倘是進行補選,由於只有一個應選名額,本來就四分五裂的反對派參選人將無法當選,這個議席將落在建制派的手中,反對票在立法會將更為勢單力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翻不了天。倘檢察院在二十日內沒有上訴,初級法院的該項判決就是定讞確定,蘇嘉豪就可透過法定的程序,恢復行使立法會議員的各項權利,參與對各項法案的審議及表決。未來一段時間的立法活動太重要了,其中一些法案與反對派陣營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例如修訂《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及反對票陣營主張引進通過全民直接選舉產生其成員的成立市政機構的法案等。蘇嘉豪可以在審議這些法案時,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在表決時行使表決權,儘管加上他的一票也是螳臂擋車,但也可「展示力量」。
  當然,鄭明軒、蘇嘉豪也可以上訴,希望能透過更高的審級法院,洗掉自己的罪名。此前蘇嘉豪就該案的程序提出效力之中止保全程序等各種形式的上訴,就是擔心進入法庭審理後,將會被判處三十日或以上的監禁,因而被按照基本法的相關規定,褫奪議員資格。但卻適得其反,使得法院開庭審理的日前被迫延後,而自我剝奪應有的議員權利,包括對法案的審議及表決權,甚至是出席立法會的全體會議和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的權利。這正是「陸文霆睇相,唔衰攞來衰」。如果蘇嘉豪不是提出上訴。該案早就作出判決,他就早就可以恢復行使議員權力。因此,在一定角度上,他是在被拖延了法院開庭的時間內,「自廢武功」,辜負了支持他的選民的託付。
  這就顯得,是將會對自己完全沒有信心。筆者在此前就議評:蘇嘉豪此舉實質上是對自己缺乏自信的「侏儒」。他是學過法律的,法學中有一個定律,叫「比例原則」。初級法院在對該案進行判決時,是可能會將之與類似案件的判決相比,以符合罪刑相等的。請看對社會秩序的影響比該案嚴重得多的善豐花園「阻街」案,幾乎癱瘓了小半個澳門的交通,法院判決的量刑也尚未達到可以褫奪蘇嘉豪議員資格的程度。而按照「比例原則」,雖然不排除法院將會判決其罪名成立,給予小懲戒,警告他不要再「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但在量刑時也將會嚴謹遵守「比例原則」,不會超過善豐花園的「阻街」案,亦即不會給予三個月及以上的刑期。
  這是除了「比例原則」的法理之外,既然蘇嘉豪們將該案當作是「政治案件」,那法院就有必要從政治效果出發,避免製造「烈士」——在判處三個月或以上的刑期後,即使是緩期執行,也將會導致他的議員資格被褫奪。這樣,他就可以在沒有任何道德和規範的管束之下,全世界地飛,向各種政治機構和政客訴說其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作為詆毀「一國兩制」的「相罵本」。
  而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並比照善豐花園「阻街」等案例的判決,低於三個月的量刑,並予以緩刑,就等於是繼續將蘇嘉豪困在立法會的「鳥籠」中,必須繼續遵守立法會的各項規範,包括不能像其「同道中人」那樣,在立法會開會時亂擲紙飛機。--他們就是因為在立法會的會議廳「擲出癮」來,再加上當時在何超明掌控下的檢察院,對他們在同一地方意圖衝破警方的警戒線,甚至對警員衝撞,也未予檢控,因而才在行政長官官邸「再擲一次」,而惹來這麼「更換檢察長」後的檢察院的控訴。
  因此,該案雖然不是一宗政治案件,而是一宗典型的刑事案件,但法庭在嚴格依照法律進行審理並作出判決的同時,也充分考慮到判決結果帶來的政治效果,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了被告罪名成立,但刑罰又不至於褫奪蘇嘉豪議員資格的量刑的判決,是充滿了政治智慧。
  基於此,蘇嘉豪可能不會上訴,因為他在就該案的程序提出效力之中止保全程序等上訴已經犯過的錯誤——無端端損失了幾個月的議員權利,還會再犯,就有失蘇嘉豪作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及政治研究所的學生,及受過民進黨「小英青年軍」培訓的政治智慧。因為倘再上訴,該案的司法程序又再拖多幾個月,蘇嘉豪繼續自我剝奪其議員權利。既然是「雖不滿意,但可接受」,而且即使上訴,也不可能會有更輕的判決,更不可能會判決「無罪」,那麼,能夠保住議員,已是「飲得杯落」。
  法官在宣讀判決書時說得好,雖然兩名嫌犯的手段無暴力,但都是罔顧法紀,因而告誡兩人要依法行事,不要嘗試挑戰法律,否則受苦的都是自己。實際上,「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雖然都賦予澳門居民按照兩個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但都必須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不能把台灣民進黨「小英青年軍」的那一套引進澳門。所謂「太陽花學運」、「野草莓學運」式的「違法達義」,是民進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武器」,是西方推動「和平演變」的蠱惑口號,在由中央享有全面管治權的澳門特區,就完全行不通。這也是依法治澳的一個重要體現。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5-30 0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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