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不能讓「違法達義」等謬論毒害青少年一代

  澳門初級法院獨任庭法官張穎彤對鄭明軒、蘇嘉豪非法集會示威案的判決書中的一些「金句」,如「集會、遊行及示威都必須依法進行,並非單純以『自由』之名而任意行事」,「法律不容許任何人士以『自由』之名或表面上以『依法』作為口號,僅按個人或部份人自己的意思而任意或隨意而為,不遵守法律,妄顧法紀,以身試法(即使為了公共及集體利益而表達訴求亦然),亦不會因任何人士的特殊背景、所表達的訴求內容和對象有所不同而在法律面前可有不同的判斷標準或待遇,所有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才是真正『法治』社會的理念及價值。若非如此,那麼,我們所面對的才是一個『人治』社會,法律的權威蕩然無存。」等,成為近日不少人的談資,認為精準地闡述了民主與法治、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係及區隔,不但對成年人有警示作用,而且對青少年更是具有教育作用。
  無獨有偶,前日香港西九龍法院在對旺角暴亂期間,十一名男女嫌犯涉向警員掟磚及毀壞警車案進行宣判,案中除唯一女被告李倩怡潛逃外,九被告均被裁定全部暴動罪成,連同另一早前已承認暴動罪的被告共是十人接受判刑。首被告莫嘉濤四罪包括兩項暴動罪判囚四年三個月,刑期最重,其餘被告也被判處輕重不同的刑罰。法官郭偉健在宣讀判決書時,也有「金句」。他指出,暴動罪是集體暴力罪行,利用人多勢眾達至共同目的,是法治社會不能容許,被告需就個人行為負責,亦須就集體行為負上刑責。判刑須考慮懲罰及阻嚇力,保護大眾是法庭責任。法庭不會考慮政治信念,不會加入政治辯論,亦不會考慮暴動發生的背景及被告的心態。而部分被告犯案時僅十七歲,若判入教導所屬刑罰過輕,會向社會發出「年輕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錯誤訊息。
  這就戳穿了「佔中大搞手」戴耀廷散播鼓吹的「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謬論,並也是如同澳門初級法院獨任庭法官張穎彤有關民主與法治、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係及區隔的論述那樣,對青少年更是具有教育作用。其實,這個理念,已經成為香港、澳門兩個特區的司法官的統一認知,實際上,去年八月香港上訴法庭對「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非法闖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的上訴案進行宣判時就指出,近年社會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心中理想」又或「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作為藉口,肆意違法,一些「有識之士」更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
  副庭長楊振權法官在判詞中提到的「有識之士」,顯然就是指戴耀廷。戴耀廷自二零一三年開始鼓吹發起起違反法律的「佔中」運動時,大力宣揚他所謂「以法達義」的理論,認為「違反不義的法律以達到公義,是符合法治的做法」。正是在這種謬論的蠱惑及鼓動之下,香港才發生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暴力佔中」及「旺角暴亂」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正是這種「違法達義」的謬論,毒害了不少青少年。但承受法律責任的是受戴耀廷「違法達義」謬論毒害的青少年,他本人卻逍遙法外。這對那些上當受騙的青少年來說,是極大的諷刺。因而所謂「佔中三子」的其餘「兩子」——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及支聯會常委朱耀明牧師,在看到「佔中」尤其是「旺角暴亂」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之後,就有所反思,從此淡出香港社會政治國,不再扮演所謂「青年導師」。
  戴耀廷「違法達義,公民抗命」謬論的流毒,也流到了澳門。實際上,戴耀廷不但是經常來澳門,按照「顏色革命」的輿論規律,以「負指數」的民調方式,發表抹黑醜化澳門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民調」數據,並將政府的某些施政失誤無限擴大化,甚至是顛倒黑白,為受其毒害的青少年發動街頭行動製造輿論氛圍,而且還親授各種「社會運動」技巧,因而澳門的一些持政治反對立場的青少年,也有樣學樣,跟隨戴耀廷的「起義公投」等行為,進行「民間公投」等活動。至於今次被初級法院判決非法集會示威罪名成立的行為,也是以戴耀廷所鼓吹的「公民抗命」謬論為指導思想。實際上,在法院作出判決後,蘇嘉豪仍然在為其「正義」作辯護,堅持其是「無罪」,甚至聲稱憂慮未來公民空間「越來越窄」。
  戴耀廷所鼓吹的「違法達義,公民抗命」,也稱為「公民不服從」。意即明知可能涉及違法的行為,卻是出於對「社會良知及正義」等公共利益的重視而不得已所採用的一種手段,是少數人出於對法律的尊重和表現的一種喚起多數人認同的非常手段。實際上,這個概念的「發明者」John Rawls,也著重強調行為者要有預期以及接受被逮捕和懲罰。因此,「違法達義,公民抗命」不是一個讓抗議者免除法律責任的概念。不管你認為自己的主張有多麼正確,真理多麼站在你那邊,那也只是「你認為」。如果你的行為妨礙了別人的生活甚至造成了別人的危害,那你就要受到法律處罰。因為大部份法官擔心「公民不服從」的抗辯等同鼓勵一般人可自己決定依照自己的「良心」去服從哪些法律,甚至會鼓勵「把基於政治目的的犯罪行為合法化」。
  反過來說,唯有坦然接受法律責任的抗議者才能說是「勇敢的」。這又讓「違法達義,公民抗命」亦即「公民不服從」行為產生相反的歧義,那就是同樣由John Rawls闡述的,有某些採取「公民不服從」手法的抗議者,不會宣稱自己的行為合法,也不會說自己不該被法律處罰,他們反而會公開歡迎自己受到懲處,因為這樣才會突顯自己的訴求和其所要反抗的法律或政策「不公」。在此角度上,「公民不服從」就不是一個讓抗議者免除法律責任的概念,反而是一個要求抗議者勇於接受法律處罰的概念。這種含義對青少年的危害性更大,等於是煽動他們明知違法也要「頂風作案」,戕害社會秩序和居民人身財產安全。
  當然,澳門的青年反對派朋友,接受這種「違法達義,公民抗命」謬論毒害的「毒源」,並不單止是戴耀廷,還有其他的渠道。其一是在台灣地區升讀大學的,直接參加了台灣地區的一些街頭「顏色革命」活動,甚至是類似「暴力佔領」的「太陽花學運」或其他社運活動,受到其直接影響,並從中學到其「技巧手法」,將之引入澳門「活學活用」。其二是在香港發生各種「違法達義,公民抗命」行動尤其是「佔中」時,前往聲援並親身參與,也等於是接受了培訓。其三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甦棣等人,頻頻到澳門活動,一頭紮進反對派的營寨中,聽取他們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意見,給予同情及贊同,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他們「抗爭」,並以秘密報告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的方式,為他們「背書」,使他們的「違法達義,公民抗命」情緒更為高漲。
  當然,也有不公開的手法。既然是秘密,外人難以得知全貌。但從一些有意或無意洩露的內情看,卻又讓人「管中窺豹」。比如,將「民間公投」所蒐集到澳門居民的個人資料,帶到香港「安全的地方」銷毀,就可使人們產生許多遐想。比如,按照《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各國駐香港的領事館或領館人員官邸,是不得侵犯的,香港警察不得進內搜查,因而就是「安全」的。
  由此,年青一代應對此提高警覺,抵制「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的謬論,不是「想做就去做」,「出得來行,總是要還」。在行使居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的同時,也要遵守法律,承擔義務。這就像張穎彤法官所言,所有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才是真正「法治」社會的理念及價值。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6-02 05: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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