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施政決策既要接地氣也要協調統籌

  「社區發展動力」發起的「反對牛肉乾粗暴加價大遊行」,如期於前日下午舉行。據組織者說,參與遊行者有三千五百人,而警方則說是只有二千五百人。由於在香港、澳門對集會遊行人數的統計,可能是計算方式技術不同,也可說是出於自身的政治目的,因而可說是組織者「作大」,警方「縮小」。但倘即使是「中間落墨」,也可能會有三千人。在當今社會政治上並未有尖銳矛盾之下,尤其是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撤回交通管理法修訂方案之後,仍有可說是不少人數的市民參與,算得上是一個中型的遊行了。沖淡了一些市民對被形容為「兩面不討好」的「海一居」小業主處理方案的不滿情緒,因而在某個角度上,反而對特區政府有利,算得上是「小罵大幫忙」。畢竟,這次遊行的標的,已經在政府宣布撤案後才進行,其正當性也就大為削弱。
  實際上,就在政府宣佈收回修法方案的當日,這次遊行的某位組織者就公開表示,既然政府已經撤案,遊行不知是否能搞得成。而另一個經常發動遊行的「大攪手」,也已經發出號召市民參加同一訴求的遊行的海報,但沒有標示集合起步地點及具體時間,只是說是將會在六月十六日進行,就可能因為政府撤回修法方案,而「銷聲匿跡」。不過,仍然不排除還將會擇日舉行。因為近來澳門社會政治缺乏尖銳矛盾議題,而香港、澳門司法機關對違反法律的反對派所涉刑事案件,依法公正判決,震懾了某些「行動型」的反對派組織及人士,他們正為可能會因為缺乏具有鼓動市民「上街」的議題,「淡出鳥來」並陷於邊緣化而發愁之際,卻驀然冒出這麼一個可以鼓動市民「上街」,又不用擔心被「砌生豬肉」的議題來,真是「天助我也」,又豈能輕易放過?
  實際上,在當日的酷暑天氣下,仍有三千人「上街」遊行,而且有不少是由家長攜帶而來的小童(由於遊行活動往往處於不可預測性及不可掌控性,隨時會有「有心人」刻意挑釁,而演變為暴力行動,因而小童實在是不適宜參與;正在進入立法程序的修訂《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是否適宜設下一個限制,除了專題性的少年兒童的和平遊行之外,社會性遊行禁止小童參加?)可見「牛肉乾加價」的決策尤其是其加幅之大,的確惹發民怨,因而就具有一定的聚焦能力,可以為反對派所利用,一洗近來沒有合適議題,尤其是司法機關判案後難以發動「上街」行動,長此下去可能不利於反對派發展以至生存的「烏氣」。幸得特區政府宣布撤回方案,否則前日可能會有更多人「上街」。實際上,那些「離補法案」和「暨大一億」,與市民的切身利益的關連性不大,尚且能達到如此的規模;而「牛肉乾加價」則是關係六位數的汽車及電單車駕駛者尤其是「上班一族」的切身利益,如果不是政府「聞風撤案」,前日「上街」的規模就將難以想像。因此,特區政府宣布收回方案,是明智的。
  但又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區分民意與民粹的問題。政策每提出一個政策,一遇到有部份市民反對,就「縮回條槓」,就將永遠都無法決策,「政令出不了特區政府總部」,一事無成,就象台灣地區那樣,行政效率被拖慢。在祖國內地正在積極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而奮鬥,「捋起袖子加油幹」之時,澳門卻是寸步難行,已經出現了的「剪力差」的發展距離,就將越來越大,到「兩個一百年」實現之時,正是「五十年不變」屆滿,澳門將會落後內地十年以上,難以呈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這就給特區政府一個思考:能否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其實這個交通管理法的七個修法方向並不差,其中的引進扣分制,對酒駕、醉駕、衝紅燈、斑馬線不讓行人等加以重罰,絕大部分市民都予以支持,無人反對。市民們反感並反對的,是「牛肉乾加價」,這只是佔今次修法方案的極小一部分內容。如果在擬定方案時,考慮問題全面些,或是在宣布撤回方案時,只是強調撤回有關「牛肉乾」的部分,並不及於其他的大部分其實已經獲得市民認同、認可的內容,就不至於會陷於進退失據、「父子騎驢」的宭境。實際上,就有反對派團體抨擊,政府將方案中合理的內容也「攬炒」收回了。這次反對派的這個訴求,是難得的合理訴求。
  而更值得思考的,整治交通,應是以「大禹治水」方式,宜疏不宜堵。以疏導為主,懲罰為輔。疏導的方式就是增加泊位,合理地限制車輛增幅,並人性執法。在受到客觀條件限制而一時未能增加泊位之前,具有可操作性的限制車輛增幅及人性執法,就應推動進行。而不是本末倒置,先行在「牛肉乾加價」上敲起「小算盤」。市民們已經「吃牛肉乾」吃到「飽滯」,再要像「灌鴨子」那樣被「強灌」,就只能是「反胃」以至是「嘔吐」。筆者並不反對「抄牌」,但要看具體情況。對那些確實妨礙交通的,就應嚴格執法;對於不妨礙交通的,則網開一面。最關鍵的是,在泊位建設上要配合。
  在政府剛推出修法方案時,有人「踢爆」交通局長夫婦擁有好幾個車位。這本來是私有財產,只要來源清白,無人可以指責。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林衍新並非是其他政務領域的官員,而是主管交通事務的局長,因為自己有充裕的車位泊車,不用擔心抄牌,上班時作為局級官員,有專車接送,根本不知道在泊車問題上的民間疾苦,未能「接地氣」,因而才作出這麼不接地氣的決策建議。
  又何止如此?筆者曾舉例的,當年《對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離任的限制規定》生效後,筆者分析指出,必須對執行該法律予以配套措施。卸任官員在一定時限內不得從事私人業務工作的「過冷河」期間內,必須注意解決卸任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無米之炊」問題,尤其是一些原本是商界精英。如果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就將會妨礙商業精英加入特區政府服務。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這個意見沒有被接納。在時隔幾年之後,才提出「離補法案」,此時市民們已經淡忘了「過冷河」法律,無法對此作出平衡判斷。尤其「有心人」「振臂高呼」之下,市民們尤其是對「上樓難」、「上流難」憋了一肚子氣的年青人,就找到了出氣發洩口,因而也就萬眾呼應,捲入這場其實對自己切身利益並沒有多大關連的「反離補」事件中去。
  因此,所有從政者均應從此吸取教訓,不要各自為政。現在特區政府各個政務範疇予人的印象是「隔範疇如隔山」,互不通氣,甚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缺之協調統籌。在同一個工運輸政務政範疇下的交通事務局與工務局,尚是如此,不同政務政範疇下的交通事務局與負責「抄牌」的治安警察局及其上級,其隔閡情況之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6-18 05: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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