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是放下偏見及包袱修訂新《土地法》的時候了

  新《土地法》中不盡完善條文對承批商在「不歸責」情況下未能如期完成利用的臨時批給土地也實行「一刀切」宣佈批給失效所引起的各種弊端,已經充分暴露。除了是理論上的抵觸《澳門基本法》有關保護私有財產等各項規定,及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的設計,以及立法學上「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和設定行政救濟機制,還有辯證法上「實事求是」,避免「形而上學」的道理等之外,還在實務上,造成損害澳門特區投資環境,損害投資者合法合理利益,及形成「海一居」三千多名苦主的切身利益受到重大損害,使他們感受不到回歸後「一國兩制」的獲得感,及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揭櫫的「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尤其是「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建設法治政府,推進依法行政,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方略精神。
  在對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的良窳的討論過程中,所有人包括利益受損的承批商和「海一居」小業主,都沒有否定新《土地法》防堵不法商人囤積土地,遏止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不良現象,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合理配置土地的立法原意。只是對在匆忙的立法活動中,考慮不周,沒有為承批商在不可抗力或因政府部門失職怠情的情況下,導致未能按時完成土地設置行政救濟的機制,並剝奪行政長官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從而造成「政治司法化」、「贏了法理,輸了官司」的非法治現象,從而陷行政長官和司法機關於不義,而表達不同意見,並希望能夠儘早以習近平主席關於「以良法促善治」,及「抓住提高立法品質這個關鍵」的指示精神,及在澳門特區當面作出的要「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準」,要「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要讓廣大居民更好分享發展成果」,以及「珍惜和維護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並審視改進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敢於擔當、積極有為」的諄諄教導,儘早對新《土地法》中不盡完善條文進行修訂,而且,既然新《土地法》是在第二位行政長官的任內制定的,就適宜以「敢擔當,負責任」的態度,在任期結束之前完成完善工作,不要「擊鼓傳花」地將包袱留給下一任行政長官。
  現在回想起來,立法原意良好的新《土地法》之所以會「煮」成一鍋「夾生飯」,可能是出於以下的原因及過程:在「歐文龍案」發生後,暴露了土地行政上的腐敗問題極為嚴重。因此,有必要籍著修訂《土地法》,修築起保護特區寶貴的土地資源,防遏土地腐敗的「防火牆」。但在立法的過程中,忽略了行政法的善意原則,及行政救濟機制,行政主導體制下行政長官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以及立法學上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當然,也不排除個別享有主導權的議員,出於對往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榮景的緬懷,或本身雖然是反對派卻是修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身的議員,出於其「左」的思維定勢,忽略了《澳門基本法》和《中葡聯合聲明》訂定的「一國兩制」就是保持資本主義十年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保護和發展私有製,並按照保護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的要求,不搞馬克思主義重要內容之一的階級鬥爭。反而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並以違反唯物辯證法的思維,形而上學地設置了「一刀切」的機制。當一些法學理論深厚及法律實務經驗豐富的議員發現問題並提出後,政府代表劉仕堯答應以後會因應情況進行必要的權宜處理。在必須在立法會該屆期內完成立法之下,這些議員顧全大局,不再堅持正確的意見,並對法案投下贊成票。但詎料劉仕堯未能獲得連任,當然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需為自己在位時作出的承諾負責,因而就搞出個「大頭佛」來。
  經過血的教訓(有「海一居」小業主因此而鬱鬱而終),多數人都已經明白,新《土地法》確實存在問題。就連當時持強硬態度的議員,也在鐵的事實面前調適態度,在表態無論如何都要堅守新舊《土地法》二十五年一過的立場的同時,也贊同對「不歸責」部分進行修訂。其實,受害者們也是持這樣的態度,並沒有反對「二十五年死線」的本身,而是希望能實事求是,對修訂「一刀切」的條文,並按照基本法「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計,向行政長官賦予適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
  因此,在坊間就私下流傳一種行政長官崔世安是行使「苦肉計」的說法。既然新《土地法》剝奪了行政長官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也既然崔世安本來是希望實事求是地處理逾期土地問題,因而曾經在立法會表態,將會為南灣湖C、D區土地未能按時利利用是源於政府的責任而作證,但法院依法判案,沒有任何靈活調度的空間,而某些議員和職業政治活動家又聲勢洶湧地迫令行政長官必須收回「海一居」等逾期土地,因而就只能是「惡法亦法」,依法宣佈收回土地,讓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的惡果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以矯導曾經「一邊倒」的社會氛圍,為修法釀造有利的社會氛圍。
  實際上,崔世安曾經說過,處理新《土地法》必須具備三個條件,那就是「中央態度」、「社會共識」和「議員意願」。現在後兩個條件已經基本具備,而且某些曾經「過激」的議員也已不再連任;因而就只剩下前一個條件了。而曾經在「海一居」事件鬧得最夯時,香港某些網媒報導指出的某位主導官員,也已離開澳門甚至因其他的事情背了處分(據坊間傳說,有議員之所以「立場堅定」,就是「奉命而為」,但此「命」只給原則,後來出現的立法瑕疵並非是其主意)。而據說,去年某位中央領導人經在澳門特區實地調查研究後,也認為新《土地法》可以修改。倘確實是如此,連前一個條件也已具備,就差正式捅開這層「紙」。
  無論如何,在第四屆特區政府卸任之前,都應該完成新《土地法》的修訂工作,或是由行政長官有擔當地行使行政主導權,向立法會提請修法提案,或是由議員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與行政長官協商修法內容後,撰寫修法提案,在提交前獲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書後,正式提交給立法會。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發自台北)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7-18 05: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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