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這些言論偷換概念睜著亮眼說瞎話

  近日,圍繞新《土地法》的問題,出現觀點對立的論點。本來,有不同意見,可以攤開來辯論,以「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的發言權」的精神,透過平等、公平的討論,擺事實講道理地說清楚講明白,是可以縮小差距甚至找出最大公約數的,而切忌扣帽子、打棍子,偷換概念、指鹿為馬,以至是睜著亮眼說瞎話。
  其一、是繼續揮舞「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大纛,打擊崔世安的管治權威。當年立法會在制定新《土地法》時,就有議員(包括反對派議員和個別建制派議員)就是厲聲指責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而佔領道德高地,主導審議法案,劫持其他對法案中的一些條文有不同意見的議員的。為了佐證,說是在澳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批出一百多幅土地,只有三幅是公開拍賣。而現在則將「澳門回歸後」悄悄地改為「新《土地法》生效前」,把崔世安也「拖下水」。
  而實際情況卻是,在二零零九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過程中被徹底污名化攻擊的崔世安,在就任行政長官後已經非常謹小慎微,因而在八年多來從未就商業用途批出任何一幅土地,只是批出一些公共行政或社會公益用地。在他任內動工興建酒店等商業項目的土地,都是在他就任行政長官之前甚至是在回歸之前就批出的。何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如果說,反對派這樣說是出於其「職業行為」的話,連某些建制派人物也持類似的說法,如何面對習近平主席要求的「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實際上,崔世安在涉及土地的問題上,已經是「杯弓蛇影」,「掂都唔敢掂」。君不見,他在江門出席粵澳合作年度會議時,聽到有反對派議員對十六幅不被宣告批給失效土地提出質疑,其中一幅土地更是劍指「崔世安親屬」,因而人還在江門,就緊急致函廉政公署,要求對十六幅不被宣告批給失效土地進行調查。廉署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不但是澄清了被歪曲的事實,而且更是指出,其中一幅被指為與崔世安家族土地,並非是在崔世安任內批出的,而且其臨時批給效期是二零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距離可被宣布失效的二十五年還有十六年!這對當時氾濫的民粹主義思潮,尤其是向行政部門施加壓力要收回這幅土地的喧囂,以至是有人仍然緊咬行政長官在處理臨時批給土地屆期是否失效的作業過程中,不具自由裁量權的說法,應是當頭棒喝。更重要的是,廉政公署在分析報告中,指出行政當局在處理十六幅土地的整個過程中,並沒有違反法律,因而是極具正面積極意義的,還了行政部門尤其是行政長官崔世安本來的一個清白。
  其二、是繼續維護「政治司法化」、「行政法刑法化」,不分是否歸責都要實行「一刀切」處理的「絕對化」等錯誤傾向。其實,呼籲修訂新《土地法》者,並沒有否定二十五年就應收回的立法原意,更沒有反對打擊囤積土地的行為,而是針對由於政府怠政失誤及種種主客觀原因,而未能在二十五年臨時批給期內完成利用土地,實事求是地給予適當的處理。即使不是延期,也可重新批給,並收取相當於市場價值的溢價金。為了避免「黑箱作業」,對於是否歸責,可以組成一個有各方人士包括反對派參與的評鑑委員會,作出評鑑。
  但有人卻老是揪著「為何二十五年都未能利用」而不放,而未能直面其中一些批地,在這二十五年間,單是進行填海造地及市政工程就花掉了十年時間,後來又因為要配合政府修改發展規劃尤其是「世界文化遺產」,又停頓了十年左右,差不多二十五年就這樣地流失了的客觀事實。其中的一些人,更是刻意歪曲「完成土地利用」的標準定義,明明是已經耗費過百億元,建成了群集式樓宇,只差收拾「手尾」,也在厲聲斥令工務局不要發出「入伙紙」,必須宣布「批地失效」。這種「反商仇富」的心理具有嚴重的扭曲性,與《澳門基本法》揭櫫的保護私有財產的精神背道而馳。
  其實,就是到現在,這些人在強調舊《土地法》也有二十五年「死線」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存在著在認定承批商不歸責後,可以重新批給,但須繳交相應的溢價金的機制。而人們所要求的,就正是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在新《土地法》生效之前批出的土地,繼續實行這一機制。這並非是開什麼「後門」,而是精準完整地落實《澳門基本法》設定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行政長官應當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及行政法是善意法的原則,留下必要的行政救濟機制。而不是形式上學地「一刀切」,將因為受各種原因而未能完成土地利用,與確實是刻意囤積土地混淆起來,這與內地曾經發生過的「反右擴大化」,「以階級鬥爭為綱」,有何分別?這就是筆者曾比喻過的,對致人死命的案件,只有「唯一死刑」的規定,不管是蓄意殺人,還是誤殺,抑或是防衛過當,更因見義勇為而導致加害者死亡,而統統只能是判決死刑。這些人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思維,就是「唯一死刑」的機械式思維。
  其三,不顧澳門實行的是又稱為成文法的歐陸法系的特點,法官判案只是根據新《土地法》條文的剛性規定,而不用考慮事情發生的社會背景及判案後所引發的社會後果,因而所有涉土地的上訴案全部敗訴,法官甚至還在判決書中使用了「根據新《土地法》的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宣告批給失效,沒有自由裁量空間,因而不存在對適度原則、善意原則、保護信任原則、公正原則、平等原則和無私原則的違反,亦不存在完全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或行使該權利時出現明顯錯誤的問題」,以至是在「澳娛」土地上訴案的判決中,索性指出「贏了法理,輸了官司」等等事實,聲稱「若當局有錯可循司法解決」,這不是明知前面是深淵,也要「哄氹」以至是迫逼承批商跳下深淵嗎?
  何況,按照新《土地法》的剛性規定,宣布土地批給失效後,就像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在司法年度開幕禮上致辭時所說的那樣,陷於政治問題司法化,法院要面對大量及漫長的官司訴訟,同樣是長時間利用不到土地。土地供不應求,就會推高樓價及阻礙城市發展。而修訂新《土地法》後,反而可以加快土地利用。因此,某些人的說法,反而是欲速不達,弄巧反拙。
  其四,有人說,被收回土地的承批商,可以透過司法程序向政府提出賠償要求。按照已經判決的涉土地案例,似乎是這條路行不通。何況,澳門特區尚未制定《特區賠償法》,雖然在《民法典》中有相關的條文,但並不清晰。尤其是澳門並沒有集體訴訟權,承批商及「海一居」苦主都必須面對龐大的訴訟費用,而且在司法過程也將耗費納稅人的大量資源。要三千多戶「海一居」苦主走上無了期的司法訴訟之路,極不人道及不合理,社會也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退一步來說,法院真的判決所有不歸責承批商及「海一居」苦主勝訴,涉及到賠償金額可能高達千億元,差不多是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或財政儲備「水瓜打狗--唔見一橛」。這於何有益?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8-06 05: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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