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

  說是港澳「雙城記」,光看近日港澳兩特區的「暗中較勁」,就可品出那麼一點味道來。作為「老大姐」的林鄭月娥,趁著明年度的《施政報告》,推出一些具有發展遠景的宏大規劃,包括東大嶼山的填海規劃等,直把「小家子氣」的「小弟弟」比下去。當然,澳門這邊卻充分調動和發揮自己的優勢,「在桌子上唱大戲」,搞了幾個大型活動,有聲有勢,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禮請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還有「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境內的九市行政首長,參加主論壇及幾個分論壇的活動,這確實是神奇一筆,在宏觀的更高層次上又蓋過「老大姐」。
  這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不但是密切契合當今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也是中央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組長,及中央港澳工作的重點已經進行「拼經濟,促融合」的戰略轉移的特點,而且也是緊緊抓住「青年」這個中央政府目前最為關注的關鍵焦點,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為澳門特區的青年尋找願景出路,在宏觀錘煉未來的「治澳」人才——未來的行政長官、主要官員以及公務員團隊就是主要出自於現在的青年,而且在普遍的層面上,也是出於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統一、安全的利益,維護澳門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利益的需要。
  實際上,香港「佔中」以至「港獨」,澳門的某些「公投」、「自決」言行,參與者大多是青年。因此,做好青年工作,已經是國家港澳事務的重中之重。而充分利用大灣區的機遇,就不但可以在經濟出路上疏導青年人,舒緩他們對「就業難,創業難,上樓難,上流難」的怨氣,而且更有利於促成他們與內地的心理融合以至是心靈契合,實現「第二次回歸」亦即年青人的心理回歸」。崔世安在即將任期屆滿卸任之前做好這項工作,就可連同其他政績一道,以「漂亮的背影」,瀟灑地步下「桌子」的舞台,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
  這是心態的轉變。從治理一個國家,到管理一個地方,都必須樹立「董事長」心態,而不能有「總經理」的心理,亦即不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高級打工仔」。當年曾蔭權在競選時的廣告,說他將「打好呢份工」,就是「總經理心理」,只要完成業績就可以了,管它長遠發展打算,任期結束就「拍拍羅友走人」,即使是「擊鼓傳花」也不在乎,更遑論要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實現愛國愛港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高度重視和關心愛護青年一代,為他們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
  目前港澳青年都有一種與「一國兩制」主旨原意相悖的意識流,就是越「左」越馨香,越「左」越光榮。其實,既然基本法規定香港澳門兩特區實行「一國兩制」,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那麼,除了是在「一國」的範疇上,必須堅定地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擁護執政黨之外,在「兩制」的範疇上,就必須維護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亦即是在政治光譜上,位於偏右的一端,而不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偏左的一端。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分野。誠然,「一國兩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但馬克思主義也必須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地與各地、當時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比如,馬克思主義主張整體性地實現社會主義,而列寧則是主張在一個國家率先實現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主張依靠產業工人進行城市革命,而毛澤東則是主張「農村包圍城市」。同樣,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一國兩制」卻是在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主體之下,允許個別特殊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不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及實踐,亦即不能發生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制度作鬥爭並予以推翻的行為,更沒有過去曾經風行一時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現象。這是基本原理,一切過激的和「左」的做法,「仇富」、「反商」的情緒及言行,都是與「一國兩制」的原意相抵觸的,都是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關於保護私人財產的規定的。
  被標籤為「習近平海外喉舌」的《多維月刊》在最新一期有一篇文章指出,讓梁振英當年失去了競選連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機會,主要有兩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任內奉行强硬鬥爭路綫,激化了香港社會矛盾,以至引火燒身。若中央繼續支持他出任港府特首,不僅其工作會無法開展,還會導致香港社會和中央政府情緒對立加劇。中央是在全面權衡利弊之後,從央港關係的重新建構以及行政長官作爲港府最高長官擔負的治港重任出發,决定放弃對梁振英競選連任的支持,另行選擇合適人選。
  實際上,梁振英的做法,就予人「偏左」的感覺。這當然是與他的「左仔」出身有關。現在也是專業人士,但並非「左女」的林鄭月娥,才是真正執行「一國兩制」。在「一國」上忠實於中央,在「兩制」上按照資本主義規律行事。
  崔世安並非「左仔」,雖然出身於愛國愛澳家庭,但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左傾」,背景與林鄭月娥有點相似。實際上,澳門的三大家族,除了馬萬祺在年青時與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潘漢年、饒彰風、方方等有密切聯繫,互相以「同志」稱呼,並實質性地支持從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撤到澳門的柯正平,以營商作掩護,並為後來建立南光行積累資金之外,何賢、崔德祺都不是左傾人物,何賢還是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常委,是柯麟將之策反過來的,而崔德祺也曾與國民政府較為接近,但在新中國成立後才轉向。不過,在意識形態上,都並不左傾。
  因此,由這些人的後人執掌澳門特區,更符合「一國兩制」的定位。在「一國」方面,擁護執政黨及中央政府;在「兩制」上,忠實實行資本主義。但遺憾的是,似乎是在某些高度自治事務上,有被「左傾」勢力「綁架」、「挾持」的跡象。實際上,回顧圍繞著新《土地法》的爭論,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主張修訂新《土地法》的,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者和實踐者,包括商界(不管是否批給土地的持有者)及律師。而堅持反對修訂新《土地法》的,則主要是在歷史上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團體,包括工人團體、基層團體;即使是在反對派人士中,也有過去曾經是出身於左派團體,以至在香港的大學主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士。
  就算是在台灣地區接受高等教育者,也曾受到「小英青年軍」的訓練。要知道,民進黨的黨綱,除了「台獨」的部分內容之外,就完全是「福利社會主義」及「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套。雖然有別於中國共產黨所信仰的「科學社會主義」,但畢竟也是屬於社會主義學說各流派中的一種。
  因此,如何對待新《土地法》的問題,也是是否能夠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問題。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0-16 04: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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