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以修訂新《土地法》為「收官」佳作

  按慣例,行政長官崔世安將於十一月間向立法會作《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這是長官閣下兩任共十年任內最後一次的《施政報告》,俗稱「收官」之作。能否善始善終,得到全體「澳人」和中央滿意,給予「打高分」,就看這份《施政報告》及未來一年的落實貫徹。尤其是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職後,中央對港澳「雙城記」的評價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之後,這份《施政報告》的良窳,未來一年工作的優孬「收官」,就在此舉。
  因此,行政長官崔世安十分重視這份《施政報告》的品質,爲了制定好明年度的《施政報告》,決定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和廣大居民的意見,進行為期十五天的意見收集,並與各界別社團的代表進行座談,運用各種傳統和先進的手段及多元的途徑,更廣泛吸納社會各界和居民具建設性、可行的建議和意見。這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體現,符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努力實現「良政善治」的治國理政新方略論述,及在視察澳門特區時作出的「要從市民最爲關心的問題著手,抓數件實事,力爭獲得實效。面對特區發展所遇見的問題與或會出現的挑戰,需善于擔當、敢于碰硬,不見需要善于早作規劃,提早破解風險,又需堅持不懈、久久爲功」的指示精神。
  行政長官崔世安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宣誓就職後,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堅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帶領澳門特區政府及率領全體「澳人」圍繞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的方針迎難而上,穩健施政,在推進公共行政改革,促進特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檢討博彩業、改善民生,依法處理重大問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並積極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等,制訂了澳門歷史上第一個「五年發展規劃」,推動「一中心一平台」的建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體現了謀劃長遠的擔當精神,並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因此,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全體「澳人」也較為滿意。
  但也無可諱言,仍有個別領域的工作做得有所不足,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原因的影響及制約,而出現了一些施政失誤,令澳門社會各界產生較大的怨氣。其中較為突出的包括了輕軌的延誤和超支,巴士和的士服務問題,青年的「上樓難」及「上流難」,以及對於修改新《土地法》的猶疑不決等問題。其中,大部分問題是長官就職之前甚至是回歸之前就已經存在。但也有在長官就職之後才發生的,如新《土地法》對未歸責逾期土地實行「一刀切」收回的規定部分,已經脫離了「一國兩制」中關於實行以保護私有財産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行政主導等要旨,而且也已經戕害澳門特區的投資環境形象,「海一居」小業主的苦況更是玷污「一國兩制」優越感及獲得感的問題。希望長官能夠秉承「本任問題本任解決」的承擔精神,在卸任之前予以妥善解決,不要「擊鼓傳花」地將「包袱」推卸給自己的繼任人。這就可連同其他政績一道,以「漂亮的背影」,瀟灑地步下能夠「唱大戲」的「桌子舞台」,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
  實際上,從過去幾年的施政及司法實踐看,新《土地法》對未歸責逾期土地實行「一刀切」收回的規定部分,已經完全暴露其在政治、法律、經濟、民生等方面的缺失之處。包括違背《澳門基本法》有關保護私有財產的規定(承批人在臨時批給土地上投下的資金及已經進行工程的開支,都是屬於私人財產),根據澳門原有法律取得效力度契約受澳門特區的承認和保護的規定,澳門特區實行「行政主導」的規定;也包括抵觸「立學法」範疇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及「善意立法原則」,必須主要平衡各方利益,並留下司法或行政救濟的餘地的慣常做法;更包括悖逆在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能「抽象地空談矛盾」,或「一刀切」、「模式化」、「機械化地處理問題」等「教條主義」的論述。
  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法治中國」的理念和「法治建設」的目標,同時還提出了「良法」和「善治」的概念,指出以良法促善治,「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必須「抓住提高立法品質這個關鍵」。只有提高立法品質,實現良法之治,才能實現高品質的法治及善治的論述。受到習近平主席高度肯定和信任的長官閣下,更應將習近平主席的上述論述銘記於心,並身體力行,認真貫徹落實,不辜負習主席和中央的高度期待,在過去已經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在卸任之前拆卸這個「定時炸彈」,以避免留下這個十年任期內最大的遺憾,及防止讓其將自己的優良政績抵消掉。
  其實,在新《土地法》制定的過程中,立法會部分議員就已經覺察到其問題,但由於當時的政府代表作出了「留下一扇門」的表態,議員們為了避免新《土地法》法案成為「廢案」,而顧全大局投下了贊成票。但在政府換屆時,前政府代表未能獲得續任,其「留下一扇門」道承諾也就無法兌現,而讓長官背了「黑鍋」,當然更是被剝奪了依照基本法「行政主導」政制設計應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權。
  這篤「蘇州屎」,確實又臭又大。為何會如此?當時就有一個說法,劉仕堯是被何超明的辦案手法嚇怕了,擔心會「多做多錯」,因而就趁著擬制新《土地法》之機,為自己設定「少做少錯」甚至是「不做不錯」的「防火牆」。自己不用背負任何責任,但卻不顧特區的發展所需,也不顧投資者蒙受損失,當然更不顧違背基本法的基本原則。可能正因為如此,在「十五年全落」的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何超明被判刑不算,全部都獲得行政長官崔世安頒授最高級別的勳章,唯有劉仕堯是「斯人獨憔悴」。既然如此,就應劉仕堯已不在位,盡快在本屆政府任期處理好新《土地法》中不盡完善條文的問題。
  因此,充分利用尚有一年任期的寶貴時間,針對新《土地法》中的不盡完善條文進行修訂,在卸任之前完成修法,就是負責任的應有作為。具體修法方向,緊緊抓住新《土地法》對在法定期限內,未能完成利用的批給土地,不管承批商是否歸責,都「一刀切」地予以收回這個主要矛盾,予以妥善解決。可以參考借鑒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及《閒置土地處置辦法》的相關處置辦法,對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關部門的行為而導致未能按期完成土地利用的批給土地,根據實際情況,分別給予「延長動工開發期限」﹑「調整土地用途、規劃條件」﹑「協議有償收回土地使用權」﹑「置換土地」等方式處理。
  具體做法是,修訂新《土地法》,增補相關條款,允許政府在確認承批商不歸責的情況下,可再批給一次短期合約,並須按照當時市場價值補交溢價金,而且必須在期限內完成利用,否則就以收回。而為了避免「官商勾結」的質疑,是否不歸責由獨立機構如廉署、檢察院,甚至是成立專門的架構去審議認定。至於確定是承批商不歸責,承批商已經投下巨額資金進行前期建設如開山、填海等工程,卻被收回土地,並已經由終審法院依照現行新《土地法》駁回上訴的個案,給予「非常上訴」的司法救濟權,並按照「新地新法,舊地舊法」的原則,適用舊《土地法》的相關規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曾指出,針對為發展商重建設定時限的《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法案,政府可研究是否加入歸責條款,以處理行政失誤延誤發展的情況,從而增加未來法例執行的彈性。按照這個思考方向,新《土地法》就更有理由及有必要引進釐清承批商是否歸責及相應的處置方法的條款。如果長官在卸任前不做,而接任者又恰好是梁維特先生,並按照上述思路修訂新《土地法》的話,可能就將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也將會形成「新人推翻前任政策」的不良形象。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0-19 03: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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