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新《土地法》瑕疵再次提到司法年度開幕禮上

  繼二零一六年司法年度開幕典禮,新《土地法》的瑕疵成為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及澳門律師公會會長華年達致辭中的重要話題,並引發強烈的共鳴迴響之後,在昨日舉行的新一個司法年度的開幕典禮上,岑浩輝和華年達的致辭,再次提到新《土地法》的問題。眾所周知,法律人惜墨如金,而且也深受「一事不再審」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的深刻影響,一般在已經闡明的問題上,是不會再次提出的。但現在兩位在司法界及律師界舉足輕重的人物,竟然為了一部行政法的瑕疵,再次將之在司法年度開幕典禮的莊重場合中提出來,就充分顯見這個法律不適格的嚴重性,已經超出了法官及律師們的可忍耐性,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的問題,已不單止是司法實踐的問題,更成為法律制度的問題,更凸顯了必須盡快按照習近平主席關於以良法促善治,「抓住提高立法品質這個關鍵」,只有提高立法品質,實現良法之治,才能實現高品質的法治及善治的論述,盡快啟動修訂新《土地法》的程序,引進妥善處置承批商不歸責逾期土地的條款,使其成為真正的既可壓遏土地腐敗,保護國有資產,又能維護投資者合法合理利益,依法保護私有財產的良法,以促進澳門特區在土地管理範疇上的善治。
  在昨日的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華年達是以律師職業的身份,司法實踐的角度,再次提及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的弊端的。他以頗為嚴厲的詞語指出,新《土地法》某些規定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成為了一個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在審查宣告土地批給失效的情況中,過度遵守法律條文會引致客觀上的不公平,關於批給土地未獲及時利用的原因,情況大不相同。在有限的個案中,存在著不可歸責於承批人的個案,亦有個案屬已啟動、但因當局的干預而被中斷。但政府已徵收溢價金、租金,及當其決定宣告失效時便宣告失效,將土地上已建立的基礎設施、資本收益及工程據為己有,且不給予任何補償。華年達還進一步指出,根據現行法律,行政訴訟屬單純的撤銷,並不審查上訴所針對的行為的公正性或不公正性。法院亦不會查明是否存有過錯,更不會查明誰是過錯者。由此,僅出於無知或虛偽才建議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但在訴訟中行政法院是無法給予所要求的公正。他強調,這所涉及的不僅是投資及無過錯投資人,他關注的更是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及以公平、平衡及和諧的方式解決一個具廣泛影響的社會問題。「這不是廢止《土地法》的問題,而是解決因編制《土地法》某些規定時的粗心及不當措辭所引起的問題,政府應該這麼做。」
  華年達在開幕禮後受訪時又表示,新《土地法》部分條文不夠公平,需要有一個解決方案。他認為,要分清是否能歸責承批人的問題,因而他期望能在今屆政府任內解決新《土地法》所衍生的問題。
  與兩年前華年達在司法年度開幕禮上批評新《土地法》的弊端相比,今年高了一個層次,從此前的「投資者利益受損」的「直覺」,飛躍到提煉觀點的高度,直指新《土地法》的制度紊亂,頗有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風範。
  而岑浩輝的致辭,在提到新《土地法》時,與兩年前的出發點相比,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角度。此前他是從司法實務的角度出發,「埋怨」新《土地法》生效後,增加了涉及政府宣告土地批給失效,而向法院提起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案件也隨之增多,使司法機關不勝負荷,並因為涉及社會敏感問題或巨大經濟利益的案件明顯增多,從而導致出現「政治司法化」。為此,他強調指出法院非萬能,司法程序只是解決各種糾紛的最後一種法定手段,司法訴訟成本高、時間長,不是解決所有糾紛的唯一途徑,在解決社會矛盾方面,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各有本身的角色。
  而昨日他的致辭,則是強調在澳門特區這一獨立司法區內,按法律規定,司法官只能忠實地執行法律,而沒有創設新法,修改或廢除仍然生效的舊法的職能,更不能通過司法見解去曲解法律,以滿足案件當事方的某些訴求。這似乎是在回應近日的一場法理爭議。但按規律,岑浩輝撰寫這篇致辭醞釀已久,可能是早在這場爭議發生之前就已擬就。或許,是有先見之明,預見到會有這樣的爭論。也或許,是臨時添加。不管怎樣,澳門特區是實行歐陸法系亦即成文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條文審理一切案件,不是香港特區所實行的海洋法系亦即習慣法,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相對較多,因而不會有香港電影《法外情》那樣的情況出現。
  其實,最初堅決反對修法的某些人士,就是因為不熟悉歐陸法系與海洋法系的分別,而是從《法外情》之類的香港電影中尋找靈感,在嚴厲催促政府必須收回「海一居」所在土地的同時,對小業主的損失,就聲稱可以透過向法院申訴而討回。但後來法院對包括「海一居」所在土地在內的所有逾期土地上訴案的審理,都是嚴謹按照法律白紙黑字的規定作出判決,並在某些承批商明顯不歸責的個案的判詞中,也帶有「贏來情理,輸了官司」,或「愛莫能助」的同情語調。這就折射了,如同華年達昨日所言,某些立法者在所立法時粗心使用不當措辭引起嚴重問題那樣,立法者對基本法律專業知識的不足,是對「良法促善治」的反動。
  這就顯出新《土地法》的弊端。既然是有問題,就應按照習近平主席所言,「抓住提高立法品質這個關鍵」,及時進行修法。新《土地法》已經生效五年,而且也暴露了問題,是到了修法週期的時候了。為何《地產中介人法律》僅是生效不到一年,發現存在問題,都可以修訂了;屬於同一範疇的新《土地法》,生效時間比其多了五倍,而且問題更為嚴重,為甚麼就不可以修訂?
  新《土地法》有利於遏制土地腐敗,人們並不否認。在回歸前以至是回歸後歐文龍出任土地工務司司長時,確實發生嚴重的土地腐敗的情況。但在崔世安出任行政長官的九年中,並未批出任何一幅商用土地。一方面,證明在他的任內,並沒有「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情況發生。但另一方面,卻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九年內不批出商用土地,如何促進建置業發展?不是說,房產建置業是澳門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嗎?這有利於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遏制博彩業一支獨大嗎?
  反對修法的人士承認,政府若然施政失職失誤,便有賠償之責。那麼在新《土地法》爭議當中,澳門政府應承擔多少賠償金額?就算每幅「不可歸責」土地的發展商向政府申索的賠償額,只及「海一居」訴訟要求的十分一,政府需承擔的總賠償金額,便已達數千億﹗這個金額是二零一八年粵澳投資基金澳門出資額的近二十倍,也已接近澳門特區的財政儲備。而且,澳門沒有集體談判權,「海一居」的二千多小業主,就只能是「水牛過河各顧各」地自行尋找法律代理人索償,其中有些小業主因時間、財力而難以負擔,而且也增加司法機關的負荷,這也不是適當的處置方式。
  新《土地法》爭議極需以修法平息,關係到澳門營商環境好壞乃至善治基礎。人人稱頌的善治楷模新加坡,其國民富庶,生活質素令人稱羨,首要原因,就是新加坡政府致力確立穩定制度,方便企業經商投資。營商環境排名的評分標準,主要是看各地投資所涉的交易成本與從中衍生的風險—政府效率愈高,政策愈連貫一致,交易成本便會隨之而降,營商方便程度便會提高。
  在國家愈加需要利用澳門資源開拓外交迥旋空間的背景下,此刻「不可歸責土地」發展商被迫上梁山﹑為澳門帶來不穩,對國家而言絕非好事。中美貿易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國家開始忌諱美資在國內影響力,澳門政府也因而在賭牌續期問題上懸而未決,一旦國家真的需要排擠美資,特區之中愛國商家的資金,只會更形重要。一旦澳門營商環境變得不理想,愛國愛澳商家有意抽調資金離開澳門,這種趨勢將削弱國家在澳門的戰略靈活性。這並非是廣大「澳人」所願,但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卻偏又正在催發這樣的效果,不是澳門特區之福。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0-20 05: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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