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從支持修法者被標籤為「地產黨」說開去

  在關於新《土地法》的辯論過程中,部分反對修法者對支持修法的群體,加以「地產黨」之標籤。
  將支持修法的群體稱之為「黨」,真是抬高了。因為按照政治學的理論,政黨是以執政或促進和保障特定政治思想、政治利益為目標的團體。在代議制民主政體裡,政黨爭取執政一般以參加選舉為手段,並有時結成政治聯盟,在必要時聯合執政。政黨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針對國家和社會議題有各自的主張,定立政綱展示願景。
  但無論是澳門的實際社會生活,還是《澳門基本法》的規定,都沒有政黨之設。尤其是基本法為澳門特區設定了「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就更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因此,這個「地產黨」的「黨」字,陳義過高。
  當然,按照政黨的英文「PARTY」的另一個譯意,也可以說是「群體」,因而將「地產黨」定義為「地產群體」,也可說得過去。實際上,《香港基本法》也沒有政黨的規定條文,而且源自於《香港基本法》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就是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有「民主派」提倡引進西方某些國家的「立法主導」體制,以促成「政黨輪替」;鄧小平一錘定音,為了維護香港的政局穩定,保證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因而不實行「立法主導」的政治體制,而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但是,已經有人搶先成立「民主黨」等政黨。不過,如以政治學的理論比照,這並非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
  澳門在回歸前,是有政黨的,但不叫「政黨」,而是「公民團體」。那是在葡國「四二五革命」後,出現政黨林立的現象,而直接影響到澳門的產物,專門為參加澳門立法會的直接選舉而成立,因而主要是由土生葡人上層人士所組成(當時華人居民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分別與葡國的政黨掛鈎,成為葡國政黨在澳門的支部,以「兩個牌子,一套人馬」的方式活動。如澳門公民協會與葡國社會民主中心黨有掛鈎關係;澳門民主聯盟與葡國社會黨澳門支部在同一地點辦公;澳門民主友聯促進協會與葡國社會民主黨澳門支部關係十分密切。
  澳門回歸後,一方面可能是受《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影響,這些葡人政治團體逐漸淡出社會;另一方面,修訂《結社權規範》法律,將「公民團體」改稱為「政治團體」。但原來由葡裔居民組織的「公民團體」,卻未見轉型為「政治團體」並參加立法會直接選舉;反而是有幾個新興工運組織,整合成「政治團體」,並申請以「工黨」之名進行「政治團體」登記,但據說過不了身份明證明局審核的這一關。
  原來,這些新興工運團體過去曾經多次報名參加立法會直接選舉,但往往由於不熟悉法律,或是沒有嚴密的組織進行動員及徵求簽名的作業,因而在徵求選民簽名的階段,收集了大量的非選民甚至非澳門居民的簽名。因而在將組成的提名委員會送交選管會確認其合法存在時,經過選管會審核「簽名」的合法性,發現其所能收集到的選民簽名,在被剔除不及格的簽名後,合格選民數目不足三百名,而喪失參選資格。因此,在這方面屢吃「苦頭」的新興工運團體,就意圖利用《立法會選舉法》規定,「政治團體」在報名參加立法會直接選舉時,無需提交三百至五百個合資格選民簽名的「便利」,整合成立名為「工黨」的「政治團體」。
  回頭說到「地產黨」的標籤,既然給予「黨」這樣高的地位,雖然是有「黨」之名而無政黨之實,但卻也就當然有其存在的價值。這可從兩個方面闡述。
  其一、此前澳門經濟有「四大經濟支柱」之說。這四大「四大經濟支柱」亦即四大經濟產業,分別是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和房地產建築業。因此,被標籤為「地產黨」的房地產建築業,支撐著澳門經濟產業的四分之一天空,貢獻頗大,因而被標籤者賦予較高的政治地位,實至名歸。
  其二、是在回歸前的立法會的五個間接選舉議席中,除第一屆外,基本上是由華人工商界社團所壟斷,而且在經過內部協商分配後,也顯得較為公道公平:澳門中華總商會是馬萬祺,澳門廠商會是彭彼得、澳門出口商會是吳榮恪、建築置業商會是崔德祺,毛紡毛織廠商會是曹其真。建築置業商會的崔德祺,是澳門「三大家族」的代表之一,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連何厚鏵也只是副主任委員,因而如按標籤者的邏輯,將他標籤為「地產黨主席」,並不為過。
  由此可見,「地產是個好東西」。實際上,在內地,朱鎔基任國務院總理時,除了改革稅制,分為國稅和地稅,促進財政收入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土地財政,促進地產業大發展,土地財政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曾記得有條新聞,湖南省某縣拆遷,有「吃皇糧」的知識份子出面阻止,執行搬遷任務的人員說,不拆遷搞地產,你們的工資何來?你們吃什麼?令到這些知識分子無言可對。這番話固然是有問題,但也折射了地產業對地方財政的貢獻。
  回到澳門現實。在過去,作為「四大經濟產業」之一的房地產建築業,確實曾佔澳門經濟產業很重要的比例。正因為如此,在澳門回歸前夕,經濟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產業低迷。也正因為如此,前澳葡政府為促進地產業發展,挽救澳門經濟,當然也是為在撤出澳門之前搞大型建設(這是葡方在中葡談判中的「籌碼」)籌措財源,才推出南灣湖等計劃,也大量批出土地,讓珠三角的鄉鎮企業蜂擁來澳搶購。而這些土地,恰好大多是最近按照新《土地法》規定必須收回的二十五年到期未完成利用的土地。
  回歸後,拜博彩業開放之賜,博彩稅收入佔政府財政收入的較大比例,因而即使是地產業停滯不前,來自該領域的稅收減少,也不影響政府的財政穩定。
  正因為如此,一方面是崔世安在行政長官選舉中被肆意「抹黑」,因而「吸取教訓」,在九年的任期內並末批出任何一幅商業用地——不管是公開開投或是「黑箱作業」。只是批出政府用地和公屋用地,至於在其任內動工的商業項目的用地,是在他任前批出的。
  有人批評說,回歸十八年來,政府批出幾百幅土地,只有一幅是公開開投的。這是在故意偷換概念。因為這個數字雖然是真實的,但卻都是在崔世安上任前批出的,而說者卻刻意將之「擺放」到包括崔世安任內的「回歸十八年內」,顯然是要強迫崔世安「食呢個死貓」。
  本來,世界各地政府壓抑樓價的其中一個招數,就是增加土地供應,鄰近的香港特區,就曾屢試不爽。澳門已經有近九年沒有批出商業用地,這也正是樓價飆升的其中一個原因。
  現在,「四大經濟支柱」中,出口加工業在工業內遷後已經崩塌。受地產業發展停滯尤其是新《土地法》「一刀切」收回土地的影響,承批商向銀行的借貸成為爛帳,再加上承批商未能實現建樓出售的計劃,銀行業也「吃」不到小業主借貸的「大餅」,這就將重現回歸前銀行業和地產業「雙失」的慘淡景象,亦即「四大經濟支柱」中的銀行業和地產業這兩大支柱也處於「半傾折」的狀態。最後就只能是依賴博彩業這根支柱了,在中藥業和文化產業等仍未成熟,尚未形成支柱產業的情況下,使得要落實中央政府要求的「經濟適度多元持續發展」,就倍添困難。
  在此惡性循環之下,博彩業「一支獨大」可能就會越演越烈,政府財政對博彩稅的依賴就越來越強,對國家安全和澳門特區的經濟財政安全所造成的威脅也將會越來越嚴重。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0-31 05: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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