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比例代表制•「澳法治澳」•政府資助媒體

  本欄上周五、六,都提到了選舉制度尤其是比例代表制。相信,經過三十多年的選舉實踐,絕大部分居民都已經明瞭及習慣了這種選舉制度。但回顧澳門華人居民首次參加立法會選舉的一九八四年,就像本欄所說的那樣,由全澳傳統愛國社團組成的「聯合」及其幕後操盤者,初時是誤以為也像採取社團內部選舉的「贏者全拿名單制」的,因而才發出「能夠拿下全部六個議席」的豪語,但卻是事與願違。
  筆者當時就認為,按照「漢狄比例法」的計票方式,「聯合」要全拿六個直接選舉議席,必須奪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得票率。但以當時除「聯合」之外,還有多個團體參選,而且其中的親左派軍人澳督高斯達將軍,而且也得到另一對國家「兩彈一星」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愛國愛澳商人吳福(後來當選全國政協常委,在當時名額偏少的情況下,頗為特殊)支持的左傾土生葡人商人歐巴度,及受到天主教明愛中心陸毅神父支持的何思謙,實力也不弱,使得「聯合」難以圓其「全拿」之夢。
  曾經發生一件趣事。某一天的傍晚,筆者按慣例到中華總商會「打躉」(當時全澳主跑政府工商新聞線的各報記者,有一個不成文慣例,每天傍晚在中華總商會聚會,互通所得信息)。恰好被視為「聯合總操盤手」的Q君,也在場大談「聯合可以全拿」,信心滿滿,筆者說不可能。在爭論中,中華總商會的一位工作人員默不作聲,到文件櫃取出刊有《立法會選舉法》的《政府公報》,由在場的崔樂其翻譯,重點介紹了「漢狄比例法」的計票方式,證實了筆者的觀點。Q君聽後臉色驟然大變,匆忙離開跑回附近的南光公司。隨後,「聯合」就不再高唱「六席全拿」這支「歌仔」了。
  實際上,李安道將軍(當時是上校)引進澳門的選舉制度來自葡國,而葡國的選舉制度,與歐洲大陸政黨林立的各小國一樣,多是實行「比例代表制」,儘管具體計票方法各有不同,而葡國實行的「漢狄比例法」是「比例代表制」中的一種。但「各宗歸一」,都是根據歐洲大陸各小國「政黨林立」的國情,為了避免大政黨壟斷國會的議席,讓較小的政黨也有機會在國會中發聲,盡管未能左右表決的結果,但也要有較小政黨的聲音,而設計的。因此,這種「聯合全拿」的思維定勢,其本身就是對這種「比例代表制」的設計原意的反動。後來在先後起草香港、澳門基本法時,魯平了解到澳門實行的「比例代表制」中的「漢狄比例法」,很感興趣,認為能夠充分體現「均衡參與」的精神,表示回歸後的香港特區,也要實行「比例代表制」,此是後話。
  其實,不知為何,當時的澳門傳統愛國社團,在高斯達請求葡國總統下令解散澳門立法會之後,就一直同與中國政府態度友好,排斥在澳門繼續實行殖民主義管治方式,計劃引進有利於未來澳門回歸的先進政治體制的高斯達「對著幹」。當高斯達頒令,向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時。為了吸引當時尚未有參與選舉習慣的華人居民進行選民登記,採取了一些優惠措施,包括換領身份證豁免收費等。但遭到抵制,某自認為「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別人都是爛茶渣,自己才是一枝花」的新聞界老前輩,還以「答讀者來信」的方式,揚言不會為高斯達「抬轎子吹喇叭」。而當非「紅底」居民紛紛前往進行選民登記,有關方面發覺不利時,由中華總商會的領袖馬萬祺等帶頭,到設在市政廳的選民登記站進行選民登記。某報章的記者(現在是該報社的社長)也到場採訪,但該標誌著政治立場重大轉變的新聞,在這位「前輩」的「永遠正確」思維定勢禁制下,卻沒有「出街」。
  實際上,當時澳門傳統愛國社團的政治取態,頗為詭異。其一、高斯達與澳門右傾土生葡人的政治鬥爭,雖然帶有權力鬥爭的成分,但按照意識形態或政治學上的「政治光譜」劃分,高斯達的左傾政治立場,應是與「紅底」社團同處於「政治光譜」的左端,與位於「政治光譜」的右端,主張澳門繼續實行殖民管治的土生葡人政治團體正好相反。但不知為何,卻支持了右派土生葡人,反而位於左端,曾經訴求將澳門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佛笑樓事件」的主角華年達,卻沒有被安排進「聯合」。
  可能是出於對「葡修政府」的疑慮。此前在「四•二五革命」之後,雖然已經是「文革」的後期,「中蘇大論戰」的硝煙已經逐步消散,但對葡國政府是由「葡修」執掌,仍然顧慮重重。然而,卻忽略了葡國的憲制設計,葡國「政府」是一個「狹義政府」的概念,專指內間,而按照葡國憲法,政府不管澳門,管澳門的是葡國總統,而總統往往與總理不是同一個政黨。也正因為如此,在中葡談判及簽署《中葡聯合聲明》後,葡方代表團及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葡方小組,是由狹義的葡國政府派出,但真正掌管澳門的澳督,卻受葡國總統節制。由於總統與總理並不屬於同一個政黨,因而在中葡談判及澳門過渡期中,葡方的立場並不一致,導致徒增困擾及困難。只有到了過渡期的後段,總統沈拜奧與總理古特雷斯(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同屬社會黨,而社會黨與葡國共產黨有「黨仇」,而且是反殖民化的(華年達在回歸前就是社會黨的澳門支部負責人),澳門的過渡期工作才步調較為一致,進展也較為順利,確保了澳門政權的穩定交接。筆者在議評新《土地法》時,就曾指出華年達是古特雷斯的好朋友這一特殊情況。
  其二、正如前述,右傾土生葡人是迷戀殖民管治的,以宋玉生為首領的「公民協會」,其葡文稱謂是「維護澳門人權益委員會」;而在土生葡人的語境中,「澳門人」只是針對土生葡人而已,並不包括華人居民。因此,才有四年前的一九八零年的「變相澳獨」事件。奇怪的是,僅前後四年之間,傳統愛國社團的政治立場發生如此「逆轉性」的變化,四年前批判他們「變相澳獨」,四年後要將他們重新扶回立法會,而且還排除了政治立場正確的前議員華年達。
  其三、錯誤理解「澳法治澳」、「澳人治澳」。當時,中英談判已到尾聲(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草簽、十二月十九日正簽《中英聯合聲明》),而澳門立法會選舉是同年八月間進行。鄧小平已經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是由愛國的中國人當家。但當時「聯合」要把本土生葡人重新扶持進立法會,是以澳門回歸後實行「澳法治澳」,還須依靠宋玉生這類土生葡人律師。
  這也就難怪,當黃漢強、楊允中等人針對澳門公務員隊伍中,除何思謙、梁官漢等極少華人外,基本上是由葡人及土生葡人當家,尤其是司法官沒有一個華人,提出「缺乏人材論」,亦即提醒中國中央政府,必須設法改變這個現象,盡快培養華人公務員尤其是司法官,避免澳門政權交接時出現「斷層真空」。但竟遭到自認為「一貫正確」者的批評,並發表評論,將舉行一個大型公益慈善活動的參與者,視為「未來治澳人才」,將群眾活動人才與公共行政人才尤其是司法官人才混為一談。幸好,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接受以劉衍泉為團長,何厚鏵為副團長的澳門青年工商界訪京團的意見,當即指出必須推動及落實「中文語語化」、「法律本地化」和「公務員本地化」,並成為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主要工作後,才告一段落。否則,按照「澳法治澳」實質上是「葡人治澳」、「葡法治澳」的思路,澳門政權的交接工作,就倍添困難。
  正是「三化」的提出,提醒了傳統愛國社團,可能再加上一九八八年立法會選舉,何思謙「友誼協進會」拿到八千多票,獲得半數的三個議席;而「聯合」卻只有六千多票,下降為三個議席的刺激(當時還有一個說法,是曾經在「一二•三事件」中與「葡國鬼」作鬥爭的老工人,不願再投票給自己曾經的鬥爭對象),,尤其是宋玉生已經逝世,因而在一九九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解散了「聯合」,分拆為兩個團體,分別是以工聯為主動「同心」,及以街坊總會為主的「群力」,全是推出「自己人」,不再為土生葡人「作嫁衣裳」,終於真正地把中國居民推進立法會,崔世安也由柯正平安排,在「同心」參選並當選,走上參政之路,而致現在是否修訂新《土地法》的問題上,綁手綁腳,因為欠了工聯總會的一個「情債」。
  事情還未完。澳督韋奇立將軍不知是刻意「玩嘢」,還是對傳統愛國社團「拋棄」葡國公民不滿,對傳統愛國社團不再組織「聯合」發飆,要求何厚鏵重組「聯合」,提名了幾位年輕的土生葡人律師。但在華人居民選民佔大比例的情況下,即使是由何厚鏵出面,其得票結果也就可以得知。這也可見,葡方代表團在中葡談判中,反對照搬《中英聯合聲明》對立法會有普選前景的表述,確實是有「先見之明」
  順帶一句,正因為歐洲大陸的小國,有著防止大政黨壟斷國會議席的習慣,因而在社會輿論上,也採取補貼媒體的方式,防止財大氣粗的政黨壟斷社會輿論,而讓小政黨或個人創辦的媒體也可生存下去,不管這些媒體是否支持執政黨。此制度也從葡國延伸至澳門,並延襲到回歸後,不管是否支持澳門特區政府的媒體,符合創辦年度資格者都可獲得津貼。年前特區政府新聞局組織新聞界訪歐團時,還特地安排訪問了此政策發端的盧森堡。因此,社會上一種傳說,某些媒體支持修訂新《土地法》,是因為得到政府的津貼。此說者不是無知,就是刻意歪曲事實,詆毀修訂新《土地法》主張的正當性。實際上,強烈反對修訂新《土地法》的媒體,也領取了該項津貼。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1-05 05: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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