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懲罰違法的士就是維護大多數人的人權

  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正在對《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制度》法案(簡稱的士法案)進行細則性審議。其中有關「公司化」的內容,引發的士從業人員的憂慮,擔憂日後此將會導致日後的士從業人員中的自僱人士,變為公司僱員,從而會影響收入,並質疑有關立法取向是以整頓的士行業為由,為輸入外勞司機開路。另外,也有部分業界亦擔憂執法人員「放蛇」,以及的士違規罰則過重等問題。業界曾於六月間向立法會遞交過千名的士司機聯署的請願信。昨日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會見的士業界代表,聽取業界對的士制度法案意見。這次會面是以請願程序處理,三常會需制作報告書列入法案的意見書交到大會審議。
  而也是立法會三常會委員的直選議員高天賜則指出,法案第二十六條賦予交局監察人員及治安警員在執行職務、或成為行政違法行為的受侵害對象時,均視為公共當局。雖然政府多次強調,法案並不存在「被動式放蛇」的條文,並在最新的工作文本中加入「有關人員不得就所涉及的侵害行為提起處罰程序及編製控訴書」的「但書」,但坊間仍然憂慮,此條文等同讓交通局人員及警方如同二十四小時享有權力對付的士司機的行政違法,變相擴大執法權力。高天賜認為,當交通局監察人員或警員下班後,其身份就等同普通市民,當遇到的士違規情況時,理應要與普通市民一樣致電「九九九」報警,亦不能因為其執法人員的身份而在上述情況中享有特權,而是要按照實際情況及證據來辦事,因而他強調,當局應當刪除第二十六條的條文。
  直選議員蘇嘉豪也形容第二十六條是「最奇怪的條文」,並認為這條文更有可能讓當局用來打擊的士司機行政違法。他提出,將來,兩局人員休班時,遇到不順己意的司機,會否濫用第二十六條?或者,交通事務局、治安警察局部署休班人員乘搭的士,如同「放蛇」,外界根本無從得知。蘇嘉豪說,的士司機「拒載」、「揀客」、「議價」、「濫收車資」等,實在可恨。但他仍要提醒,這些都是行政違法,不宜採用過度手段對付。按照本澳的法律體系,「放蛇」僅適用於嚴重的刑事罪行。他也認為,的士法案提高了行政違法的處罰,已經足夠,下一步應該從根源解決投資化、供求、車資調整等問題。
  從上述信息看,身為受到「的士法案」直接規範的當事人的的士從業人員,對該法案最直接的主流反應,是屬於經營方面的憂慮,包括「公司化」及輸入外勞司機等。雖然也對第二十六條的「疑似放蛇」表達憂慮,但並非是主流意見。反而是作為並非是受到該法案直接規範的非當事人的「反對派」議員,則對的士司機的「生計」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是糾纏於當事人並非最注意到「疑似放蛇」的問題。這就可見,其實兩人是在「借助鍾馗打鬼」,要將的士司機所關注的「生計」問題,引導到他們最「拿手」的「人權」範疇上去,以達致他們自己最想要的目的及效果。
  實際上,應當說,澳門大多數的士司機是奉公守法的,尤其是老行尊,對乘客的態度友善、客氣,較少發生「拒載」、「揀客」、「議價」、「濫收車資」等情況。極少數有此行為者,只是一些急功近利者,因為入行不久而追求收入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有幾個別的「新生人士」,對社會產生怨懟心理,及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被剝奪自由的損失「彌補」回來。因此,只有此類的士司機,對「疑似放蛇」手段最為反感——說不准其中的極為個別曾經服刑者,其進行刑事犯罪行為時之所以「東窗事發」,就是警方依法「放蛇」而被揭發。
  反而大多數奉公守法的的士司機,「心中無鬼不怕鬼」,並不擔心「疑似放蛇」的問題。因而他們參與簽名的動機,多是出於對「公司化」及「引進外勞」等威脅他們「生計」的建議內容表達憂慮。這兩者之間有著明顯不同的差異。
  實際上,社會上對「的士法案」的反應,就未有集中在「疑似放蛇」方面,說不好如果真要他們對「的士法案」表態,他們還表示支持這個建議安排,因為他們就是「拒載」、「揀客」、「議價」、「濫收車資」等行為的受害者,並對此深惡痛絕,希望政府能夠拿出可行有效的辦法,盡快消除這種不良現象,並維護他們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及權益。
  其實,就連蘇嘉豪自己,也對「拒載」、「揀客」、「議價」、「濫收車資」等行為表達了深惡痛絕的態度。實際上,不要說是本澳居民,就是來澳遊客,都對此種行為極為反感。雖然大多數的士司機是好的,但「一粒老鼠屎攪壞一鍋粥,讓大多數安分守己的好司機,無辜承受罵名。
  澳門要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固然有許多領域需要進一步改進;而的士服務領域,卻是外來遊客反應最大的領域,因而是最需要改善的。前一段時間接連發生的外地遊客因對被濫收車資而發生爭執,導致被「禁錮」在車內的事件,幾乎成了「國際新聞」,難道不需要採取比罰款更有效的手段,將之遏制下去?
  蘇嘉豪說,「拒載」、「揀客」、「議價」、「濫收車資」等行為是屬於「行政違法」,不能使用應對刑事犯法的「放蛇」偵查手段。誠然,《的士法》是行政法,也只能是針對「行政違法」。但前段時間發生的事件的實踐,其實已超越「行政違法」的範疇,包括勒索、恐嚇及「禁錮」乘客等,其實已經是典型的刑事犯法行為。實際上,最後都是警方以刑事犯法來處置的。因此可以套用一句政治術語,涉及到的士服務的行政違法事件,有一些其實已經是刑事犯法的「初級階段」,亦即已經具有刑事犯法的成份,或是在刑事犯法與行政違法之間的灰色地帶,甚至直接就是刑事犯法行為。
  蘇嘉豪說,「的士法案」採用「疑似放蛇」的手段,是將的士司機視為特定群體。其實,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確實是有某些行業,是應當給予特別關注的。這在世界各國各地區,都有一種有形或約定集成的規例。而澳門特區要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這是中央政府賦予的重大任務,當然更是涉及到澳門特區的「生計」,就很有必要用心地保護好。否則,對於涉及到刑事邊緣的行政違法,甚至直接就是刑事犯法的行為,只是罰款已經難以起到阻嚇作用。只要「刮」多幾筆,就已經足以「彌補」繳交罰款的「損失」。何況,受害的遊客,因為趕時間,或不熟悉澳門情況,而未必都會報警,亦即是不良司機的違法「成本」甚低。
  當然,也要防止濫用第二十六的情況。只是「被動式」,不能「主動」,更不能「引誘違法」。這就需要在「的士法案」中引進一個機制,類似刑事訴訟法的「不當證據」或「無效證據」的內容。在人權與維權之間找到最大的交集點或公約數。
  「反對派」團體最為關心「人權」問題。這本身無錯,但作為受害者的乘客的人權,是否更需要維護?相比起來,包括本澳居民在內的乘客,是最大的群體,不良的士司機反而是小眾群體;而且前者是合法守法,後者的「拒載」、「揀客」、「議價」、「濫收車資」等行為是違法,究竟哪一個群體的人權更需要維護?相信就是「人權鬥士」們,用膝頭去想,也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打擊少數人侵害多數人利益的違法行為,就是維護絕大多數群體的基本人權。這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民主法則,既然整日價將「民主」兩字朗朗在口,就應當真正明白民主的真諦並予以正確運用及維護。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1-07 05: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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