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故伎重演或卻會在客觀上發揮正面作用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的公開諮詢工作,將在今日結束。社會上的反應頗為正面,各界別社團及大多數居民認為,澳門現時的電話監聽制度已經超過二十年,無法適應通訊科技的發展,亦不能滿足偵查工作的實際需要,存在明顯的法律空白和法律漏洞。因此,有需要對該制度作出修訂和完善,以有效回應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及當前和未來的犯罪情勢。尤其是新興的通訊技術犯罪,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領域,因而世界各國及各地方政府,都紛紛立法或修法,使電話監聽或通訊截取制度更加適切打擊犯罪的現實需要,故而澳門特區也不能例外。何況,《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諮詢文件的建議,相當嚴謹,將刑偵機關申請通訊截取審批的許可權交給法官,這就比現在的制度更具人權及法制保障。當然,在正式擬制法案及立法會進行審議時,必須注意更好地保護市民合法的隱私權利,在維護澳門特區社會安全以至國家安全,與保護市民合法個人私隱之間,取得最大的平衡公約數。
  如同其他議題一樣,特區政府的這項法制建設工作的議題,同樣也遭到某些「反對派」團體及人士「條件反射」式的反對,這是「一國兩制」條件下的「凡是派」表現——凡是特區政府的決策建議,就不管其內容如何,即使是連「反對派」自己都認為無可非議的,都一定會公開表態反對。——而《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的擬制,也確實是觸及到市民個人隱私的問題,因而「反對派」就更是「師出有名」地表達反對的立場。即使是政府代表鄭重地指出,建議文件對刑偵機關的通訊截取審批許可權設定了雙重保障機制,即必須經檢察官對措施作出合法性審查,最後由法官命令或許可實施,在雙重的法律審查及審批保障下,方能進行監聽或截取;避免了英、美法系中在緊急情況下檢察官或行政官員有權先執行、法官事後追認的機制,在國際上上述與相當嚴謹的制度,使居民基本權利享有充分的保障。但他們仍然以其「凡是派」的慣有立場、態度及手法,予以否定及反對。「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前日更是籍著舉行記者會聲稱,倘若法案沒有公布數據的規定,他不只在立法會投下反對票,而且還將不排除發起社會行動。
  蘇嘉豪所指的「社會行動」,當然是他的「拿手好戲」——發動市民上街遊行示威。誠然,按照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享有依法發動及參加遊行集會的權利和自由;而在社會實踐上。澳門居民也充分享受到此項權利及自由,任何居民包括蘇嘉豪在內,只要依照《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規定的程序,向具權限部門進行通告,並承諾維護遊行秩序,都得以順利進行。除非是撕毀自己的通告,使其原本是合法的遊行變成非法的遊行,才受到警方依法予以制止及檢控。
  說組織遊行是蘇嘉豪的「拿手好戲」,並不為過。他在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時,參與了民進黨外圍團體發動的「野草莓學運」及系列社運活動,及「小英青年軍」的訓練,學就了一整套組織及指揮「社會行動」的「技巧」,並「活學活用」地在澳門實施運用,在「撤離」行動中一炮而紅,被台灣媒體盛讚為「澳門林飛帆」(按:林飛帆主張「台獨」,支持「港獨」)。後來,他「食過翻尋味」,動輒就以各種議題發動遊行,屢試不爽,因而幹出癮來。因此,他前日「將不排除發起社會行動」的「預告」,其實可能是已經有所籌劃,並已經做好了準備。
  蘇嘉豪之所以能夠屢屢得手,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特區政府的工作,雖然很有成效,但也有不少失誤,因而就為蘇嘉豪或其他人發動各種「社會行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某些部門,一遇「社會行動」就腳軟「跪低」,「缩翻條槓」,撤回正在進行諮詢甚至尚未開展諮詢工作的計劃文件,讓蘇嘉豪成了「天然反對派青年」眼中的英雄,並因此而順利當選立法會議員,這又反過來給予蘇嘉豪更大的鼓舞,而且更是形成「月暈效應」,鼓勵其他「反對派」人士使用此種可以「抱團取暖」,固守及開拓票源的手法,動輒就發動「社會行動」,而且還將之濫用在轉移社會對自己的親屬因為販毒被捕的視線等方面,端的是「公器」私用。
  但是,倘今次蘇嘉豪是因為對《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沒有按照其要求擬制法案而不滿,就發動「社會行動」,看來其「經驗主義」將會失靈。其原因,可能會有以下幾點:
  其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在進行《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諮詢工作的過程中,對相關議題作了充分的解釋,消除了人們的疑慮,相反還讓人們予以接受。實際上,在治安領域的一些議題,都曾經歷過從疑慮、反對,到明瞭、支持的過程,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安裝「天眼」探頭,當初是幾乎一面倒地反對,現在卻是強烈要求警方安裝更多的「天眼」探頭。尤其是在澳門以至臨近地區,受「天眼」探頭之賜,破獲某些難案,澄清某些事實之後,更受歡迎。相信,《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也將會遇到這樣的過程,大多數居民並不會反對,反而感覺到,對於維護社會治安「是個好東西」。他們認為自己安分守己,「心中無鬼不怕鬼」,不用擔心警方會申請截取自己的通訊資料。因而蘇嘉豪要發動「社會行動」,所需要的「共鳴感」及「號召力」,就相對減弱。
  其二、蘇嘉豪這次要發動「社會行動」所遭到的對手,並非是過去容易「跪低」的人物,不會讓其得逞。實際上,從「危險品倉庫」等系列諮詢工作的過程看,蘇嘉豪今次將難以得手。而且在整個保安領域,都是錚錚硬漢,牢記習近平主席在澳門回歸十五年慶祝活動中作出的指示,努力實踐「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準。」「面對特區發展遇到的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挑戰,要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既要善於早作謀劃,提前化解風險,又要持之以恆、久久為功。」因此,只要認為是對的,就雷打不動地去做。拒絕「父子騎驢」,擺脫民粹主義的束縛,只要認定是正確的政策措施,就堅持去實施的敢於擔當的精神。蘇嘉豪以為上街遊行,就將能逼令「撤回」該法案建議,可能將會碰壁。
  其三、澳門大多數居民對某些「反對派」人物,動輒就發動「社會行動」,以少數人的訴求,去挾持大多數人的利益,早就不耐煩,希望能夠有效地整治這種無政府主義及民粹主義的現象及行為。在過去的日子裡,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內地都在大干快上,但澳門卻相對地滯後,除了中央抓得很緊的部份,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一中心一平台」,「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有一些作為之外,屬於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的部份,卻是無所作為,包括輕軌,公屋、修訂新《土地法》,都在各種主客觀因素,其中也包括「反對派」制肘之下,寸步難行。沉默的大多數都在渴望澳門明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能夠產生一個「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既要善於早作謀劃,提前化解風險,又要持之以恆、久久為功」的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因此,蘇嘉豪倘是發動「社會行動」,正好是給其所針對的人物,提供一個展現這種精神的好機會,在客觀上為澳門特區的整治發揮正面的作用。這就是唯物辯證法上「壞事變好事」的道理。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11-09 0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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