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權)


 

北京對台工作思路或有明顯調適

  近日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密切相關的兩個半官方研究團體——全國台灣研究會和全國港澳研究會,幾乎在同一天舉行換屆的會員代表大會。這既是按照其章程定的正常換屆會議,可能也是為了配合中共「十九大」的即將召開,及明年初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換屆,因為這兩個團體的相關負責人,有可能會被邀請出任全國政協的委員以至是當選為常務委員。
   雖然兩個半官方研究團體的換屆是正常程序,但也有微妙調適。其中全國港澳研究會的變化不大,仍然是由國務院港澳辦的前任常務副主任出任會長(此前是陳佐洱,現在是徐澤),但全國台灣研究會的會長人事安排,則與此前相比有重大的變化——此前是由涉台的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或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並在台灣有舊同僚或親屬的程思遠、成思危出任會長,現在則是中共外交家戴秉國接任會長。三人都曾任「副國級」的領導職務,但「含金量」卻不同,其中程思遠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而戴秉國則曾任國務院國務委員。但就所擁有的行政職權而言,後者卻明顯地高於兩位前者。
   實際上,戴秉國曾先後出任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和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這些都是掌握有行政實權的決策或執行機構的職務,而程思遠和成思危則是統戰對象。
  這個微妙轉變,雖然是與戴秉國在近日召開的全國台灣研究會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理事會換屆會上的講話,提出對全國台灣研究會今後工作的五點希望和要求中,第四點的「要進一步關注影響台灣問題的外部因素。對台研究站位要高,視野要寬,要總攬亞太乃至全球格局,這樣才能看得全、看得真、看得准,才能拿出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密切相關。這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由原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的楊明杰接任,而不是不是從傳統的涉台研究專家中提升或調任,有著某些共通之處。當然,更是與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接連兩任主任王毅、張志軍,都是由外交部調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實際上,戴秉國是外交專才,他在中聯部、外交部及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辦公室任職期間,就一直扮演著類似「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處理外交大事,是中美、中日、中俄、中印戰略對話的領軍人物。他新近出版的回憶錄《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就提及許多外交逸事,並總結多年經驗,指出外交工作「既要堅持原則」,「同時又要注意策略」,行事要進退有度,「該厲害的時候」要勇於行事,但也不可失去分寸,「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而楊明杰則是「六零後」的新秀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並在國際關係學院獲碩士學位,專長是軍控與亞太安全,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後,歷任世界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危機管理與對策研究中心主任、軍控與安全室主任、安全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等職。此項人事變動顯示未來兩岸關係將特別注重在東海與南海安全議題上的互動。
  這顯示,在北京的對台研究中,海外因素增加了,不能單以台灣地區本身政情、兩岸關係發展態勢作切入點,還要從外部因素思考,在總攬亞太乃至全球格局的前提下進行台灣事務的研究。因而台灣方面與全國台研會較為相對應的半官方研究機構——遠景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林廷輝就指出,中國大陸清楚台灣與美國之間有《台灣關係法》等連繫,因此兩岸關係的關鍵點在美國。而特朗普政府上任後涉及美中台的政策雖尚未明朗,但勢必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時期的民主黨亞太政策不同,加上近來東亞局勢緊張,強化對美力道將是北京未來處理兩岸議題的重點。因而接掌涉台智庫的人員必須對國際關係相當熟悉,才能因應未來的區域局勢。
  實際上,台灣問題已經超出了中國內部事務。雖然在原則上是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容外國干涉,但畢竟它涉及到外部因素。如果只是單純的中國內部事務,中國就可以自行解決,早就不成問題。而台灣問題之所以長期以來未能得到妥適解決,就與外國的干涉有關。從一九五零年毛澤東命令粟裕準備攻打台灣,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游弋台灣海峽,後來還簽署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導致武力解放台灣倍添困難,到中美建交後,美國單方頒布《台灣關係法》,並不斷對台售武,還在台海危機中,派出航母戰鬥群游弋外海,都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使得台灣問題更難解決。
  最近的情勢更嚴重,奧巴馬任卸前簽署了《國防授權法》,加強美國與台灣的官方軍事交往,就在全國台灣研究會開會的前一天,楊甦棣更透露將派駐海軍陸戰隊進駐AIT台北辦事處。因此,只是在台灣事務的框框中研究台灣問題,並不足夠,必須「跳出台灣來研究台灣」,將從國際戰略思考兩岸問題。
  這是重大思路,也是習近平對台思維的調整。而另一個變化,則是對國民黨的態度。此前,是從「國共內戰的延續」出發,曾經對國民黨政權持嚴厲批判態度,因而在報導和評論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時,是以同情黨外人士的立場,批判當時的國民黨政權的。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尤其是在頒布《反分裂國家法》,「胡連會」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後,才為和平統一的需要,對國民黨政權的態度有所變化。
   但最近有所調整,似乎不再顧及國民黨的感受。其中有兩個事例可以對證,其一是將「八年抗日戰爭」延展為「十四年抗日戰爭」。其二是將隆重紀念「二二八起義七十周年」。在將中國人民是抗日戰爭從全面抗戰的「七七事變」,向前推進至「九一八事變」的局部抗戰後,那就是凸顯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主導作用。實際上,在「九一八事件」後,國民黨是採「不抵抗主義」的,蔣介石還與日本簽署「塘沽協定」等賣國協議。而中共則在東北領導東北抗日聯軍進行抗戰。
  只是在 「七七事變」後,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國民黨才對抗戰轉入積極態度,承擔起正面戰場作戰的任務,並作出重大貢獻和犧牲。在「胡連會」後,北京對國民黨軍隊的全面抗戰作出正面評價。現在,將抗戰開始日前向前推進至「九一八事變」,其中可能含有對國民黨當時的消極不抵抗態度的批判。
  而在大陸方面的歷史教科書中,是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爭取民主的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一部分的。
  倘一個星期後高調紀念「二二八起義」,突出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話,也顯示對國民黨的評價,有新的基調。由此,對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評價,可能也會有微調。他在鎮壓「二二八事件」之後,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時,去函其門生湯伯恩勸說其起義,但被湯伯恩向蔣介石告密,而被蔣介石押到台灣處決。在此事件上,他可說是烈士。但僅在兩年之前,卻是鎮壓「二二八起義」的劊子手。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7-02-20 0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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