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權)


 

從馬克思取名「中華共和國」說開去

  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特別提到,馬克思、恩格斯曾爲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
  由此語,使人想起了其實是「鄧七條」的「鄧六條」。「鄧六條」是鄧小平有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經典論述,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西東大學終身教授楊力寧,提出解决台灣問題的方針:一、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四、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五、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現實。六、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後可以正式宣布,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然而,依據楊力寧當晚根據記憶連夜寫稿,傳真給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後者在幾天後出版的七月號出版的一期,卻是「鄧七條」,亦即是除了上述的七條之外,還有一條「國家統一後,國號、國歌、國旗也可以改」。
  實際上,當時的內部傳達,就是「鄧七條」。據某位原香港《文匯報》資深駐京記者在由李子誦等原《文匯報》員工創辦的一家雜誌報導,當時兼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楊尚昆,對中央及國家機關傳達的,就是「鄧七條」。而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後任澳門新華社社長/澳門中聯辦主任)的王啟人,聽完中央傳達會後,在國務院港澳辦再傳達的,也是「鄧七條」。
  而在一個多月後,《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鄧小平會見楊力寧的新聞時,報導鄧小平會談的內容,只有六條,删去了「國號、國歌、國旗也可以改」這一條。後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也是根據《人民日報》的這篇報導,以《中國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為題,收錄了進去。
  為何會刪去「國號、國歌、國旗也可以改」這一條?據說,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技術上的考慮。在政治上,正如鄧小平所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只能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主體之下,而不是兩岸平起平坐。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級或比省級更高的地方行政區域,即使是擁有軍隊和終審權,也不是「完全自治」。原本是為台灣設計的「一國兩制」方針,因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首先使用在港澳地區,就是如此。近年强調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後,就是針對有人認爲是「平起平坐」、「完全自治」,甚至要搞「港獨」分裂.這是悖離中國的單一制度的。
  實際上,在「批林批孔」的前夜,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澤東所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在「勸君少駡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之後,有一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其中「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尊崇孔孟、批判秦始皇的《十批判書》;而「百代都行秦政法」,是指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封建制」,改成「郡縣制」,郡縣長官由中央王朝任命,從而穩固了中央集權,也就成爲幾千年來中國政治體制亦即「單一制」的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爲此專門寫了篇《封建論》,稱贊秦始皇的這個改革。
  因此,當年在討論「一國兩制」時,有人提出以「聯邦制」以至是「邦聯制」實現祖國統一,鄧小平就表態反對,指出中國從歷史上就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沒有「聯邦制」的傳統。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的論斷是對的,如蘇聯、南斯拉夫等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分裂了,就是明證。
  實際上,李登輝就曾提出過「七塊論」,近年香港也有人提出類似的論述,將香港、澳門、台灣、內蒙、西藏、新疆有別於其他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大地,分別實行「完全自治」,與李登輝的「七塊論」如出一轍。
  美國也是如此,繼制定《與台灣關係法》之後,又制定了《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西藏政策法》、《美國--澳門政策法》。按此推理,可能今後還將會制定《美國——新疆政策法》及《美國——內蒙政策法》等,這需要高度警覺。
  而在技術上,當時有人揣測,既然「國號可以改」,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來個「中間落墨」,改為「中華共和國」,亦即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為未來的新中國所取得名字。
  在理論上,是可以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和」二字,就含有「人民」的元素在內,「人民」與「共和國」的詞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重疊的。就像一九四九年的第一屆全國政協討論新中國的國號「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時,有政協代表指出「民主」與「人民」重疊,應予刪除,毛澤東從善而流予以接納那樣。
  但問題是,「中華共和國」翻譯成英文時,就是「Republic of China」,與「中華民國」的英文一樣了,因為在英文中,「共和國」與「民國」是同一個詞素。這就變成了「中華民國」統一中國,亦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鄧六條」強調的必須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亦即以「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有所悖離,因而是不可能。
  這並不是非議馬克思、恩格斯,因爲馬克思、恩格斯在為未來新中國取名「中華共和國」時,中國還是清朝,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多年後才有「中華民國」。他們不可能預見到未來將會有國共兩黨及國共內戰。
  其實,在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全國政協開會時,即使是新中國的國號刪去「民主」二字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後面,還有一個「簡稱」的。當時,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第三小組在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時,曾考慮到中國人民的習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稱後面特意加了「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因為「中華民國」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建立的,中國人叫了三十八年,一下子換掉了,會使那些政治水平很低的落後的人一時難以接受。
  但是,這個簡稱在政協代表當中引起了爭議。馬敘倫、陳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譚平山、許德珩等遞交了一份提案,提議取消「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並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加以規定。周恩來、林伯渠聯名邀請了二三十位當年曾參加過辛亥革命且具有一定影響的代表人物,商談這個問題,黃炎培、何香凝則表示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但清朝進士周致祥明確反對「簡稱中華民國」,司徒美堂、沈鈞儒等也予贊同。周恩來將這些意見報給政協主席團常委作參考,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決定。最後,政協全體會議決定去掉「中華民國」這個簡稱。
  據小道消息說,這是毛澤東後來後悔的一件大事,因爲按照國家繼承學說,如果使用了「中華民國」的簡稱,在包括聯合國等國際事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自然繼承了「中華民國」,與法國的「第二共和」類似,在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就是非法的,因而就沒有現在頗為麻煩的「台灣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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