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權)


 

楊絮輕揚,斯人功偉,德望永耀

  據《澎湃新聞》及多家媒體報導,開國少將、原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原中共中央對台辦公室主任楊斯德,因病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淩晨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逝世,享年九十七歲。楊斯德的逝世,不但是「開國將軍」又少一人,而且也是對台工作的重大損失。
  楊斯德長期在八路軍和華東野戰軍(即後來的第三野戰軍)中的政治部敵工部(後改稱聯絡部)擔任負責職務,長期戰鬥在「看不見的戰綫上」,深入敵占區,臥薪嘗膽,瓦解敵軍,多次策反成功,立下赫赫戰功,被譽爲「策反將軍」。一九四四年,楊斯德協助穀鳳鳴等爭取了莒縣僞軍莫正民部三千五百餘人起義,受到軍區通令嘉獎。一九四五年一月,楊斯德參與領導了策動諸城僞軍張希賢部反正。在對日軍大反攻中,楊斯德隨山東軍區第一師參加了攻占膠縣、諸城等戰鬥,幷進行了大量的瓦解敵僞工作,對解放軍軍取得戰役、戰鬥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依一九四七年,楊斯德被華東軍區政治部派往國民黨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中共秘密黨員)部,以韓的秘書身份從事秘密聯絡工作,利用內綫工作策應我軍作戰。使解放軍全殲李仙洲集團五萬多人,取得了萊蕪戰役的徹底勝利。戰後,楊斯德榮立特等功,幷升任膠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  
  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台灣稱為「徐蚌會戰」)前夕,黨中央決定啟用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秘密黨員張克俠、何基灃,因而楊斯德以陳毅司令員代表的身份,攜帶電台及相關人員,到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向張克俠、何基灃兩將軍傳達指示,爭取三綏區一部或大部舉行起義。為方便工作,張克俠、何基灃兩位徐州「剿總」副司令,讓他們穿上了國民黨軍官的軍服。在關鍵時刻,協助何基灃、張克俠兩將軍率領國民黨第三綏靖區三個半師二萬三千萬餘人,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毅然高舉義旗,讓開了東起台兒莊,西至韓莊的百里防地,敞開了徐州的東北大門。此舉使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七、十、十三縱隊順利穿過該部防地,直插徐州東側,切斷了隴海鐵路,攔擋住了黃伯韜兵團西逃之路,爲解放軍圍殲黃兵團,中間完成突破,贏得了寶貴時間,對實現解放軍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作戰意圖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楊斯德長期擔任解放軍各級聯絡部負責人的職務。先後出任南京警備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縱隊師政治委員,空軍某師政治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敵工部敵工處處長,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兼廣州聯絡局局長,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楊斯德於一九六四年晋升爲少將軍銜,還曾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一九八五年,楊斯德到中共中央對台辦公室工作,不久任辦公室主任。在這期間,他遵照党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决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開創性地工作,積極投身祖國統一大業,爲此受到鄧小平、楊尚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贊賞。
  楊斯德在中台辦工作期間,曾經充分發揮他的「敵工部長」的政治智慧及才能,在兩岸秘密接觸過程中屢立新功。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華航談判」,是兩岸分治後的第一次公開談判(此前不久曾有一次秘密的「金門談判」),楊斯德坐鎮香港,作為中國民航談判團的幕後總指揮,就像在板門店談判時,不露面的李克農作為中方談判團隊的幕後總指揮那樣,運籌帷幄,指揮中國民航代表團有理有利有節地攻守自如,妥善地達成了協議,為衝破台灣當局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頑固僵化政策,作出了重大貢獻。
  時序踏入九十年代,楊斯德又在分別代表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相關官員的秘密接觸及商談中,扮演幕後總指揮的角色,甚至是直接上陣。在兩岸的香港、澳門及珠海進行的多次秘密接觸中,相關人員(大陸的曾慶紅、汪道涵、許鳴真、賈亦斌,及楊斯德本人,還有後來出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的王今翔,台灣的蘇志誠、鄭淑敏、尹衍樑,香港的南懷瑾等)自一九九零年底展開密談,兩岸密使對話時間長達三年,主要的前線幕後總指揮就是楊斯德。
  為此,筆者十八年曾前在本欄發表議論分析認為,隨著陳水扁的當選,台灣問題及對台工作事務的複雜性更為增強,其政治性質進一步提升。北京對台工作系統確是有必要「轉換腦筋」,轉移對台工作重心,將「以經貿交流為主軸」調適為「以政治鬥爭為綱」,經貿交流只是這個「綱」下諸「目」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而主持對台工作的團隊,也宜以「政治工作型」專才來替代「經貿工作型」人才。筆者當時之所以有此思考,是從多年對台灣政情及兩岸關係的觀察及評論的過程中,深深地感受到,對台工作從來就是十分複雜的政治鬥爭。而北京過去的對台工作指導方針,也顯然是建基於「政治門爭」這個「綱」之上。無論是五十年代初提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口號的時期,是如此;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人員配置方面,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也基本上是在立足於「政治工作」的基調上進行。「文革」前不必說了,就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委派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現國家安全部)部長的羅青長主管對台工作;「文革」後,鄧小平起用的對台工作負責人先後是楊蔭東、楊斯德、丁關根、王兆國等人。其中楊斯德長期在軍隊(三野系統)中任「敵工部長」;楊蔭東在國共內戰時期,充分利用他是黃埔校友的身份,對他所熟悉的國民黨軍隊中的黃埔校友進行策反工作,促使大批國民黨軍官在戰場上起義或投降。羅青長、楊蔭東、楊斯德三人都具有丰富的地下政治鬥爭及戰場敵後工作經驗。即使是後來的丁關根,也曾於解放前在上海進行過地下政治工作;王兆國雖是「紅旗下成長」,可能政治鬥爭經驗不足,但好歹也是個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與政治工作沾上關係。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在楊斯德出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時期,已開始注重兩岸經貿交流問題,但在當時,因為在台灣地區是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嚴厲鎮壓「台獨」的蔣經國先生主政,在兩岸主政者均具有「防獨促統」理念,亦即是當時「台獨」的威脅性並不是那麼強烈的情況下,把對台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經貿交流方面,無疑是適當的。但在李登輝主政之後,過去長期以來兩岸共同「防獨促統」的默契出現了「缺失」,尤其是在「千島湖事件」、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李登輝訪美,以及台灣當局六度「修憲」、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至陳水扁上台、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問題的複雜性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時期」。在此情況下,北京的對台工作似應是更為緊緊抓住「政治鬥爭」這個「綱」,以高超的政治鬥爭藝術,高屋建瓴,牢牢掌握主動權,進一步發揮「防獨促統」的作用,才是正確方向。
  但有點令人感到不明所以的是,偏偏就是李登輝暴露了其「台獨」真面目之時,國台辦換上了經貿型的官員作主官。儘管也是勤勤懇懇工作,但畢竟政治敏感度不足,而顯得頗為被動,與此前的充分掌握主動權有所差距。更令人扼腕惋惜的是,當時的最高國家領導人,為了表達對台灣當局的誠意,將羅青長、楊蔭東、楊斯德等從中央調查部、總政聯絡部帶去的助手,全部「禮送出辦」,這就更顯「只顧埋頭拉經貿車,不顧抬頭看政治路」的情況更嚴重了。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8-09-10 09: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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