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權)


 

在一中原則下妥善安排台灣國際空間問題

    「習朱會」是在「胡連會」十週年之際進行的,因而習近平在會見朱立倫時一開篇就指出,十年前,在兩岸關係劇烈動蕩之時,國共兩黨為了兩岸民眾共同命運,衝破歷史藩籬,實現和解,共商維護台海和平之道。十年來,國共兩黨和兩岸同胞共同努力,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光明前景,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得到了兩岸同胞的廣泛支持和認同,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和讚揚。
  實際上「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所達成的五項共識,在二零零八年以來的七年間,其中的第一項「促 進儘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促進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速恢復平等協商,就雙方共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推進兩岸關係良性健 康發展。」第三項「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兩岸展開全面的經濟合作,建立密切的經貿合作關係,包括全面、直接、雙向『三通』, 開放海空直航,加強投資與貿易的往來與保障,進行農漁業合作,解決台灣農産品在大陸的銷售問題,改善交流秩序,共同打擊犯罪,進而建立穩定的經濟合作機 制,並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及第五項「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建立兩黨定期溝通平臺,包括開展不同層級的黨務人員互訪,進行 有關改善兩岸關係議題的研討,舉行有關兩岸同胞切身利益議題的磋商,邀請各界人士參加,組織商討密切兩岸交流的措施等。」,已經基本實現。而第四項「促進 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雙方共同 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已透過台灣地區一適當的身份名義分別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和世界民航組織的活動,而獲得部分落實,當然還需進一步深 化及拓展。現在餘下第二項「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 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一點進展都沒有。
  一般人認為,習近平對朱立倫提出的「五點意見」中,「雙方可以積極探討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製度框架」,指的就是「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這或許較為接近事實。然 而,以目前台灣地區的社會政治氛圍看,似是有較高的難度,即使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也將難有進展,更遑論有可能在明年初將再次上臺執政的民進黨。但大陸方 面則是仍然沒有放棄這項願景,並將之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作出不懈的努力「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至於習近平對朱立倫所說的「在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上,兩岸可以加強研究、務實探討,在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作出妥善安排。台灣方面表達了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意願,我們持歡迎態度。」顯然就是在回應朱立倫的請求的同時,也是為更好地落實「胡連會」第四項共識的「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而做出的細化規劃。
  朱立倫將台灣參與「亞投行」、「一帶一路」,與拓展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相掛聯,這本來就是十 年前「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五項任務中的一項。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抵觸「一個中國」原則。在此基礎上,已在台灣地區參加世界衛生組 織、世界民航組織活動上,作出了「試點」,本應可以繼續擴大推廣,但在面對民進黨有可能再次上臺的前景下,如何既能實現這項願景,又不能讓民進黨拿來作為 大搞「一中一台」以至「兩國論」的工具,而且也不能讓民進黨「攞彩」,確實需要認真思考。實際上,台灣媒體就擔心,北京憂慮將會被民進黨「割稻尾」,而可能會有一定的保留。
  然而,從馬 政府的態度看,是極為熱切盼望能夠參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這除了是避免台灣地區陷於「邊緣化」之外,還有實質利益。這是因為,「亞投行」的關鍵 詞是「基礎設施」。台灣方面的加入,並不指望取得貸款,也不準備申請貸款,而是希望能以自己的高鐵、高速公路等的成熟技術,參與工程項目的投標,為台灣的 基礎設施技術「從中國走向世界」,闖出一條新路,兩岸攜手共同「賺世界的錢」,當然也是為台灣的相關公司解決出路問題。其實,台灣參與「亞投行」,對大陸 也有好處,就是籍著「亞投行」、「一帶一路」,「框」住台灣,強化兩岸合作。只要是符合一中原則,寬鬆一些也無妨。
  實際上,在對於避免讓民進黨「割稻尾」的問題,其實北京方面已經具有豐富而又可行的實踐經驗。比如,關於台灣地區參與「APEC」的模式,就不但是在李登輝掌權時期很好地維護了一個中國原則,而且在陳水扁掌政時期,更是充分運用「APEC」對以「中華臺北」名義參與活動的模式,嚴防其要凸顯「一中一台」的圖謀。一方面,在「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層次上,堅守中國與美國達成,此後各主辦會員體嚴格遵守的「西雅圖模式」,台灣方面只能派出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作為台灣領導人的代 表出席,而且台灣地區也不能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另一方面,在「雙部長」會議上,台灣只能由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參與,「外交部長」也不能出席,而且台 灣也不能承辦「雙部長」會議。陳水扁意圖趁二零零一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的上海舉行,而衝撞一個中國原則,結果是以失敗告終。而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國民黨再次執政後,北京方面則對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給予「升格」禮遇,同意由前任「副總統」連戰、蕭萬長代表馬英九出席。
  由此,既然朱立倫表示,台灣朝野對參與「亞投行」的共識是以「中華臺北」為底線,相信這是符合一個中國原則的,那麼,也就完全可以按照「APEC」的模式,搞來處理台灣地區的會籍問題。此後,即使是民進黨再次上臺,也就翻不了天,更不會存在「割稻尾」的問題。
    (五月六日 發自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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