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澳門歸還風波”

　　“1974年葡萄牙爆發民主革命，新政府主動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1975年葡從澳門撤走駐軍，並向中國提出歸還澳門的提議。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期間，拒絕了葡方面歸還領土的提議。當時聯合國出現最有意思的一幕：葡代表追著中國代表還澳門，中國代表躲著不見。”
　　這則傳言在網路上流傳了很多年，近來又在微博上被大量轉播。傳言是真的嗎？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傳言雖非空穴來風，但真相絕非如傳言所說那般簡單，甚至可以說，真相與傳言恰恰相反。
　　傳言並非空穴來風，當年美、蘇兩國大報都曾有過相關報導
　　《紐約時報》1975年4月1日曾刊登過一篇題為《里斯本和北京在澳門問題上意見分歧》的專稿，文章說：
　　“瞭解情況的西方外交官們今天說，葡萄牙執政的武裝部隊運動想要把澳門歸還給中國，但是北京說，它不想改變這塊領地的地位。……這些外交官說，無論是葡萄牙在一月六日承認北京的行動，還是後來於一個月後決定同臺灣斷絕聯繫的行動，都沒有使中國在澳門問題上的政策改變。他們說，葡萄牙人曾于六月派李安道少校到澳門去首次表示願意移交這個領地和取消在澳門的葡萄牙駐防軍。李安道上校被通知說，北京不想改變澳門的地位。這些外交官說，現在擔任這個領地總督的李安道上校是從一位家資百萬的商人何賢那裏得悉這一點的，何賢作為中華總商會的會長，充當北京駐澳門的代表。何先生還通知李安道上校，中國不會容忍在澳門進行可能被解釋為反對北京政府的任何活動。人們認為這意味著北京不信任里斯本的親蘇政府。”
　　文章還說：“英國政府認為中國不願改變澳門的地位，是由於這可能對澳門附近的英國直轄殖民地香港產生影響。……去年十一月，蘇聯報紙曾指責中國希望保持澳門的地位，是因為它通過這個港口向國際市場運入可以牟取厚利的鴉片。澳門也是以作為中國紡織品的一個出路而知名的。”
　　確如《紐約時報》所報導的那樣，蘇聯報紙此一時期特別熱衷於批判中國政府在澳門問題上的態度。如1975年6月30日塔斯社曾有題為《來自北京的“反殖戰士”的話語有多大價值》的報導，文章說道：
　　“根據葡萄牙在世界舞臺上的新方針，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為華人的澳門，也必不可免地應當仿效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獲得自由。澳門的解放本來應該是尤其迅速和容易的，……使全世界奇怪的是，……北京竭力裝作似乎沒有注意到在葡萄牙所發生的事件，並且也沒有聽到葡萄牙新政府宣佈的要給殖民地，包括澳門在內以自由的樣子。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由於北京的反對，葡萄牙簡直不能從這塊殖民地脫身。無論看起來是多麼荒謬，但中國領導人卻不願意承認葡萄牙新政府，並且也不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這正因為，後者打算把澳門歸還給中國。最近一些事態的進程和北京的行動邏輯表明，把這塊土地歸還給中國，根本就沒有納入這個國家現領導的計畫。”
　　塔斯社的報導認為中國不願“收回澳門”的理由是為了獲取外匯：“北京首領們不顧其種種革命口號和誓言，認為保留本國領土的一小塊和居民的一部分作為別國的殖民地是有利可圖的。屬於英國的香港的例子為瞭解這種‘好處’提供了鑰匙，從那裏，北京獲得其全部外匯收入的約五分之一。……正因為如此，北京的毛派領導人和駐聯合國的中國革命的外交家對澳門問題，就好像嘴裏含著一口水，一言不發！可見，澳門不過是北京毛分子通過香港進行的那種外匯事務中的一枚‘輔幣’。”
　　媒體之所以報導葡有意歸還澳門，是因為葡共支持下的貢薩爾維斯政府宣佈放棄一切殖民地
　　1974-1975年間的中國，與蘇聯早已反目為敵，與美國的關係則以尼克森訪華為標誌已經實現了正常化。所以美、蘇兩國大報當年關於澳門問題的報導，很有綜合參考的價值。但要講清楚1975年澳門“回歸”風波，光靠這些報導還不夠，還有許多需要補充的歷史背景資料。
　　事實上，自1974年以來，外媒以及港澳當地媒體關於葡萄牙有意歸還澳門，以及澳門是否會回歸中國的報導就層出不窮。之所以如此，要從葡萄牙1974年政變說起。該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以中下級軍官為骨幹的組織“武裝部隊運動”，發動政變推翻了卡埃塔諾獨裁政權，成立新的臨時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共產黨不但因政變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與第二屆臨時政府總理貢薩爾維斯關係極度密切。貢薩維斯政府上臺之後，立即宣佈開啟葡萄牙的“非殖民化”，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認所有葡屬殖民地的獨立權利。這一政策正源自葡共。當日媒體所謂的“葡萄牙有意歸還澳門”，正是源自貢薩爾維斯政府的這一“非殖民化”政策。
　　葡共在稍後的內部鬥爭中逐漸成了貢薩爾維斯政府最主要的支持者。1974年9月和1975年3月，右翼軍人先後兩次發動政變，均被葡共支持的左翼軍人擊敗。1975年7月，貢薩爾維斯組織了只有葡共一黨參加的第五屆臨時政府。葡共達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最巔峰。但近一個月之後，貢薩爾維斯政府即被右翼軍人推翻。不甘心的葡共在11月再度發動武裝政變，但被鎮壓，隨後葡共勢力被徹底清洗出了政府。
　　但葡共此一時期與蘇聯關係非常親密，故被中國政府敵視，稱做“葡修”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的葡共，被中國定性為“葡修”，即認為葡共追隨蘇聯共產黨，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如1974年4月28日塔斯社發表的新聞《葡共中央書記處的聲明》，被新華社內部刊物《參考資料》轉載時，其自擬標題為：《葡修中央書記處發表聲明》；1974年4月30日法新社報導葡共總書記庫尼亞爾結束在蘇聯和東歐的流亡回國，新華社內部刊物《參考資料》轉載該新聞的自擬標題也是：《葡修總書記庫尼亞爾回里斯本》。至於《人民日報》報導標題裏的“葡修”字樣，就更多了。
　　海外及港澳媒體也同樣認為葡共支持下的貢薩爾維斯政權（約1974年5月-1975年8月）是親蘇政權。如香港《星島日報》1975年3月31日報導《葡新政府親蘇澳門政局微妙》，文章稱：
　　“據澳門高層方面透露：澳門目前儘管表面平靜如恒，但政局卻由於葡國政權更易而進入微妙階段，由於葡國新政權軍事執政團親蘇聯，而中共視蘇聯為頭號敵人。二十七日左派的《澳門日報》亦稱葡萄牙新政權為‘葡修’。”
　　最關鍵之處在於：葡共所謂“歸還澳門”，建立在中國承認澳門是“殖民地”的前提之下
　　在中蘇敵對時期，被中國視為蘇聯追隨者的葡共，其所掌控的葡萄牙新政府所提出的“歸還”澳門的建議，無疑應該慎重對待。葡共所謂的“歸還”，倘被中國政府視作包藏禍心，也並不奇怪。按照貢薩爾維斯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葡萄牙願意放棄其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認所有葡屬殖民地的獨立權利。如果中國政府承認澳門是“殖民地”，那麼，自然，澳門也可以根據其“非殖民化”政策“獲得自由”——是“獲得自由”，如前引蘇聯塔斯社1975年6月30日題為《來自北京的“反殖戰士”的話語有多大價值》的報導所說的那樣：
　　“根據葡萄牙在世界舞臺上的新方針，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為華人的澳門，也必不可免地應當仿效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獲得自由。”
　　所謂“獲得自由”，實際上既包括“回歸”，也包括“獨立”。1960年，第25屆聯合國大會曾通過一份《非殖民化宣言》，宣言要求各成員國立即“在託管領土和非自治領土以及尚未取得獨立的—切其他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依照這些領土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願望，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無條件與無保留地將所有權力移交給他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的獨立和自由。”此後，聯合國又出臺了一系列的檔，並成立了多個專門機構，來推進其“非殖民化運動”，隨之出現了一大批新的獨立國家。
　　但中國為防範“獨立”危險，早在1972年就通過聯合國否定了香港澳門的“殖民地”性質
　　但中國在回歸聯合國後的第二年，即1972年3月8日，已通過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信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聲明：“香港、澳門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殖民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的名單之內。我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在未解決之前維持現狀”。10日，黃華又在聯合國大會上再度重申中國政府的這一主張。11月8日，第27屆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關於同意中國意見的決議。決議規定，香港澳門不屬於殖民地範疇，港澳問題屬於中國主權問題，聯合國和他國無權干涉，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應由中國和英國、葡萄牙交涉談判解決。
　　換句話說，由於中國政府在1972年的主動聲明，香港和澳門已經從聯合國制定的殖民地名單中刪除。中國政府並不承認香港和澳門屬於殖民地性質。當時的政府之所以如此做，目的其實很簡單：1、防範香港、澳門的“獨立”危險（澳門實際上不存在這種危險，但香港在當時則確實存在，可參見強世功教授著作：《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排除聯合國及其他國家干預香港、澳門問題的可能性（可參考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因聯合國的干預而脫離印尼獨立）。
　　必須承認，中國在1972年公開否定掉香港、澳門的殖民地性質，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但這一定性，國人能準確瞭解的其實不多，所以，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歸前夕，《人民日報》曾特意刊登文章《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對此做出解釋。文章說：“迄今為止，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因為，通常意義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的國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香港。”
　　顯然，在1974-1975年間，葡共支持下的葡萄牙貢薩爾維斯政府因其“非殖民化政策”而將澳門回歸問題推到台前時，中國政府早已不再承認澳門的“殖民地”性質；葡共雖然有意以“給予殖民地自由”的名義將澳門交還中國（至少蘇聯媒體是如此報導的），但對中國政府而言，一者，顯然不能自食其言，重新要求聯合國將澳門納入殖民地範疇；二者，倘若澳門問題以“給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回歸中國，無疑是給性質相似的香港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範本，倘若英國政府仿效澳門“給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與中國交涉，則香港未必能如澳門這般順利回歸中國，或許就走向了獨立。
　　澳門回歸模式必然影響香港，但澳門70年代完全處於大陸控制之下，香港形勢則相反
　　為什麼澳門在1970年代以“給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可以順利回歸中國，而香港卻不一定可以呢？
　　先來看澳門的情況。1966年12月3日，澳葡政府與群眾之間發生衝突。澳葡政府的鎮壓引發澳門左派團體的罷市運動。內地廣東有關部門積極配合，禁止內地供應糧食和用水，迫使澳葡政府屈服，接受左派提出的要求，澳門隨之成了“半個解放區”。自此之後，大陸對澳門的實際控制越來越強，1974年葡萄牙國內政變之際，澳門名義上雖然由澳葡政府統治，但實際上已基本上完全處於大陸的控制之下。對於這一現實，當年的媒體多有報導。如1975年7月12日美聯社的報導說：“中國人有這麼一種說法:北京打個噴嚏，澳門就發抖；但是如果里斯本咆哮吼叫，澳門什麼事也沒有”； “一位經常到中國去採購的古董商說，‘這裏誰都知道，葡萄牙只是在名義上統治澳門，真正的老闆是中國。’”
　　香港《快報》1975年7月17、18日的報導《沙加度談澳門內幕》說得更加直接：“李安道（編輯注：新任澳門總督）抵澳履新後，第一件發現的事情是他自己在葡京時所理解的澳門情況，與澳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他發覺實際控制澳門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是親北京的華人資本家，而澳門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治安與行政瑣務。他向葡京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實際控制澳門的‘華人領袖們’並不贊成民主改革，更不贊成把澳門交還中國。在報告中提到何賢先生的名字，指出這位擁資億萬的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同時也是北京人民政協委員，他的意見足以代表北京。”
　　毫無疑問，澳門問題解決的方式，必然會影響到同樣性質的香港問題。但香港在70年代的形勢，與澳門完全不同。此時的香港的走向，完全不在大陸的控制之下。
　　香港的“失控”，是從“六七抗議運動”開始的。1967年，大陸文革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此前確立的長期港澳政策也被激進的“解放香港”路線所取代，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激進的罷工、罷課、罷市乃至“火燒英國代辦處”等過火行為。學者強世功如此總結“六七抗議運動”之後大陸對香港影響力的迅速喪失：
　　“‘六七抗議運動’逐步趨於平息。而此時內地正處於‘文革’亂局，根本顧不了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也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香港左派既沒有國內政治力量支持，又喪失了香港民眾的支持，且備受港英政府的打壓，只能在孤立無援、自我封閉和風雨淒慘中度過了漫長的1970年代。……‘六七抗議運動’給香港左派和北京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使香港左派的力量和影響力降到了低谷。……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是港英政府鎮壓六七抗議運動奠定了目前香港人基本的心態結構。近代以來，香港雖然被割讓給英國，可香港人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相信總有一天會回歸祖國。……可是，當左派抗議運動極端化，發展到‘三罷’鬥爭最後發展到‘飛行集會’時，影響到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引發了市民對左派的不滿，甚至恐懼。香港的上層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以尋求庇護。港英政府意外地獲得了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六七抗議運動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Winni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港英政府採取系統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與內地逃往香港的國民黨達官顯貴、大資本家和右派知識份子的‘仇共’心理相呼應，使得‘恐共’、‘仇共’成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這無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對香港回歸的排斥心理，也增加了香港回歸中國的難度。”（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在1970年代，澳門與香港形勢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區別，而澳門與香港在戰略重要性上又完全不在一個檔次——正如前引蘇聯塔斯社報導所說，就戰略重要性而言，澳門相對香港來說，只是“一枚輔幣”——則不難理解，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澳門以 “給予殖民地自由”的方式回歸中國；因為這無疑會給香港問題的解決埋下難以挽救的陷阱；而澳門已經完全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並不需要急於馬上解決回歸問題。
　　資料顯示蘇聯確實插手了“澳門歸還”問題，但涉及多深尚無法判斷
　　因為葡共的親蘇傾向，1975年的澳門回歸問題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中蘇矛盾。直到1977年，還有媒體在報導蘇聯因素對澳門問題的影響。該年6月3日，澳門報紙《市民日報》報導：
　　“《號角報》（澳門的一家天主教報紙）指出，共產黨(葡修)想把澳門攪到成為從前的殖民地一般，成為蘇聯的一個衛星地區。但是由於澳門的特殊環境，任何想把澳門交給蘇聯接手的企圖都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雖然這個地區目前是由葡萄牙人來管理，但澳門的未來前途，是由中國來決定的。而中國方面也同樣地認為澳門不能落在葡共手中的。”
　　當然，所謂“葡修”想把澳門變成“蘇聯的一個衛星地區”，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葡澳政府內部自1974年以來一直存在著親中和親蘇兩派的鬥爭，則是一個事實。如香港《星島晚報》1975年7月7日以《澳門兩派權力鬥爭 中國居民甚為關切》為題，如此說道：“澳門絕大多數中國居民，對澳門政府親中共派及親蘇派葡人的權力鬥爭頗有關懷，當地出版的報紙銷路突增，茶樓酒館以及公眾場所的人群，都在談論此事件的今後發展。”而在更早一些時候的3月31日，香港《星島日報》以《葡新政府親蘇 澳門政局微妙》為題如此報導：
　　“葡萄牙軍事執政團在蘇聯的支持下奪權成功，而蘇聯可能向葡國加壓力，利用澳門作為其中共冷戰的前哨基地，但中共絕對不會容許此情況出現。……現任澳督李安道上校要執行葡國政策，而新政權領導層則親蘇聯，因此澳督李安道上校希望中共能給予一個折衷辦法，即使做出有損於中共的事，只要不太過分，中共能否只眼開只眼閉?這就要視乎中共意向如何。由於此種微妙政治局勢，在澳門已受注視，故目前澳門的樓宇價格已進一步低跌。”
　　蘇聯究竟在葡共“歸還”澳門問題上起到了怎樣的具體作用，限於資料，目前還很難作出準確的判斷。但蘇聯確實插手其中，則是毋庸置疑的。不但借助輿論抹黑中國政府“拒絕收回殖民地”，而且操縱葡共在國際上製造不利於中國的外交攻勢。1976年6月，葡萄牙外交部長安圖內斯在對莫斯科進行“友好訪問”之後，在巴黎發表談話，聲稱：葡萄牙願意與中國討論澳門問題，但至目前，中國仍未作出答復（按：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已經與澳督李安道有過多次接觸，並不存在“未作出答復”的情況；安圖內斯所謂的“未作答復”，是指中國政府沒有回應其將澳門當作殖民地“給予自由”的提議）。針對安圖內斯的這一言論，澳葡政府於6月9日發表聲明，稱其言論“絕不能代表葡國政府”。香港《快報》如此評論這一事件：
　　“這是一個地方政府公開抨擊中央大員的罕見事例，觀察家認為安圖內斯在莫斯科進行‘友好訪問’後，發表不利澳門現狀的議論，是代表蘇聯的立論，而澳門政府昨反舌相稽，則是受中共的鼓舞。”——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支持的葡共（馬列）的機關報曾在1976年3月如此評價安圖內斯：“梅洛•安圖內斯……行動舉止像是俄國社會帝國主義的一條低賤的走狗”。
　　至晚在1975年4月，中國已與澳葡政府達成共識：澳門不是殖民地，應保持現狀
　　1975年4月2日，香港《星島日報》刊登報導《澳葡當局就所傳“葡將交還澳門”發表公報》，報導稱：
　　“澳門政府昨晚強烈否認里斯本有意將澳門交還北京。官方昨晚發出的一份公報稱:葡國從未與中共談及交還澳門的問題。葡國臨時軍事政府及澳門政府對這方面的立場絕不含糊。”
　　此前一天，即4月1日，美聯社的報導則點明奧葡當局的這一聲明是在與中國政府交涉之後的產物。報導稱：“（葡萄牙）政府今天證實，葡萄牙和中國已經就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前途問題進行了討論，但說，目前沒有計劃把它交給北京。海外領地部一位發言人否認在美國發表的下述清息：葡萄牙已設法交回這塊前屬中國的領土，但中國拒絕了。然而，他證實兩國就這塊六平方英里的領土問題進行了接觸。”
　　儘管葡共似乎竭力想要將澳門當作殖民地“歸還”中國，但中、葡兩國接觸後達成的共識，卻是保持澳門的現狀。1977年6月8日，葡萄牙副總理德羅巴斯在香港接受採訪時如此描述澳門的這種“現狀”：
　　“葡萄牙並無把澳門交還中國的計畫。……澳門並不是我們感到為難的問題。現在的情況相當令人滿意——是自治的領土，但是有一個葡萄牙的政府”——所謂“自治”，實際上是指澳門的絕大部分事務由中國政府控制的華人團體在主持；而“有一個葡萄牙的政府”，對葡萄牙來說，也並不是什麼壞事。
　　至於傳言中所謂“葡代表追著中國代表還澳門，中國代表躲著不見”，當然不是事實。但葡萄牙代表確實曾在聯合國與中國代表就澳門問題有過交流。早在1974年9月26日，葡萄牙本土的《世紀報》就報導稱：外交部長蘇亞雷斯已經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進行了接觸，顯然是討論葡屬殖民地澳門的前途，中國認為澳門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分。而香港《快報》1975年7月18日則報導說：“葡京當局通過其駐聯合國代表直接與中共接觸，在今年一月間已談到中葡建交問題，但當葡方提出澳門前途問題，中共立即表示暫不考慮建交，至此才使葡京相信中共不願改變澳門現狀乃是北京的政策，而非何賢先生的個人意見。”
　　澳督李安道85年受訪稱自己“不知道”所謂“葡萄牙想把澳門交還中國”的具體情況
　　1985年12月22日，葡萄牙《新聞日報》刊登了一篇該刊記者採訪前澳門總督李安道的報導，標題為《中國和葡萄牙可以共同管理未來的澳門》。記者問到了1974年“澳門歸還風波”的真實情況。
　　記者問：有一種普遍說法是，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想把澳門交還中國，而中國則拒絕了，並表示希望我國繼續管理澳門。這種說法確實與否？
　　李安道答：我不知道……無論如何，當時我還在任職，就是在我離任之後，人們還多次向我提出過此問題。而我確實不知道。嚴格地講，澳門政府在此方面沒有任何舉動。當然，這並不是說澳門政府以外的其他管道也不可能有舉動。我以完全誠實的態度向你們保證，如果在其他管道有舉動的話，我不知道是誰以及在何處處理此事。在我們的一份報紙上，我看到一條清息說，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在紐約聯合國曾就此問題同中國代表團進行了一次接觸，但這事我不曾得以證實。
　　如果李安道的回答是誠懇的，那麼，作為親歷其事的澳門總督，他所瞭解的，其實並不比我們今天從當日的媒體報導中所瞭解的更多。這或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年的“澳門歸還風波”，並沒有真正擺上臺面，而僅限於一種非正式的交涉，甚至是秘密交涉。其交涉的具體過程以及牽涉各方的利益衝突，還有待更多的資料解密，才能更完整地還原。
　　一個參考：東帝汶作為“殖民地”被解放，最後脫離印尼獨立
　　東帝汶的命運或許有助於我們客觀審視中國政府在1974-1975年間拒絕澳門以殖民地的身份回歸的決策——1974 年7 月，葡萄牙承認東帝汶作為本國殖民地，擁有自決權利。不久，主張東帝汶獨立派和主張與印尼合併派之間爆發內戰；遍佈全島的暴力行為隨之而來，聯合國的強力干預也接踵而至。最後在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之後，東帝汶脫離印尼控制實現了獨立。
　　“假如中國承認澳門是殖民地，那麼香港……”——雖然歷史難以假設，但必須正視的是：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批評英國政府從土地租約問題入手與中國談判香港問題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而認為假如採取澳門1974-1975年的“殖民地”模式解決香港問題，則局面會完全不同。
　　結語
　　1、1974-1975年的“澳門歸還風波”確有其事。但所謂“歸還”，並不如傳言所說的那般簡單。葡共提出的“給予殖民地自由”的歸還方式，實際上挑戰了中國政府早在1972年就定下的拒絕按照殖民地方式處理香港、澳門回歸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是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因為需要付出的代價很可能無法估量（譬如喪失香港）；至於防備蘇聯勢力滲入澳門，以及外媒屢屢提及的保留澳門用來搞外匯等原因，都是次要的。
　　2、將任何歷史事件縮寫成一條百餘字的微博，都有偏離甚至脫離真相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