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關於中央成立靠掛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之下的港澳研究所的消息，充斥著港澳媒體的版面之上。據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透露，港澳研究所將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香港政治、經濟、社會以至政制發展等問題。他還表示，今後將會聽取不同界別的意見，並不排除將會接觸民主派。另外，還將會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在香港、澳門回歸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內設置了一個「港澳研究所」，其職能是「對港澳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該所的研究成果，屬於內部呈報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公開出版的刊物看，其品質顯然不如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及其附屬單位出版的《台灣工作通訊》和《兩岸關係》，甚至比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出版的《台灣周刊》還不如。不過，其研究人員以個人名義出版的專著，如在澳門問題方面，由陳多與他人合著的《澳門縱橫》，王巧瓏著的《澳門的社會與文化》等，則「有番幾下斤兩」。
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可能是出於「不干預港澳特區內部事務」、「信任及放手港澳特區政府實施港／澳人治港／澳」的考量，隨著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實施著一條表面上是「當好守門員」，實質上卻是「無所作為」的工作作風，港澳研究所從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內設機構」名單中消失。這既有可能是已被撤銷，也有可能是按照國務院機構改革的精神，將其劃出，以港澳辦屬下事業機構的性質繼續運作。但不論是以何種方式處理，港澳研究所都已是淪為「可有可無」的「雞肋」。
何止如此？在「機構改革」及「幹部分流」聲中，一批學有專長，十分熟悉澳門情況的業務骨幹，如港澳辦澳門司原副司長駱偉健，處長張中秋、楊靜輝等，紛紛離開了港澳辦。盡管說，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是沒有了哪一個人地球就不會繼續轉動，但「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人才的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何況，港澳工作幹部是屬於「專才」，並非「通才型」幹部可以勝任，而且工作經驗全靠長期工作而積累、升華。流失了寶貴的業務骨幹，也就難免會使中央港澳工作的品質，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這種「船到碼頭車到站」、「無所作為」作風的影響所及，全國各地的一些港澳研究機構，也陸續轉業的轉業，關併的關併。比如，曾經出了不少成果的廣東省社科院港澳經濟研究所，轉而研究珠三角經濟問題。而許多大專院校的港澳研究機構，則與其台灣研究機構合併；雖然其名曰「台港澳研究中心」，但港澳研究只是聊備一格，更多的業務卻是台灣問題研究。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中央有關機構冷落了港澳政情研究，但港澳尤其是香港的政情、民意，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交織作用之下，卻悄悄地發生著某種變化。去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則是一次總爆發。如果說，在香港、澳門相繼回歸之下，港澳工作是採取「不干預而有所作為」的態度及方法，並珍惜及留住寶貴人才，及加強港澳政情的調查研究的話，相信就可及早預警，採取應對措施以化解矛盾，事態的發展就不致於此。
現在，在中央加強了對港澳工作的領導之後，又重設了港澳研究所。這可算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畢竟，按照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至少實施五十年。「期滿」後還可能會視實際需要而予延長。因此，港澳政情研究工作，就應是常設性及長期性的。而且，還應給港澳研究所賦予更為實質性的職能及更為吃重的任務，做好中央港澳工作機構的參謀及助手。
新成立的港澳研究所，靠掛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而不是「重返」國務院港澳辦。這樣的安排，似是有其微妙之處，也反映了中央的某些考慮。實際上，港澳研究所如果是「重返」國務院港澳辦，即使是作為其屬下事務單位性質，其「官方機構」的意涵仍十分濃厚，受制於官僚架構及作風，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而且，倘若國務院港澳辦負責人仍未能改善其工作作風，在其領導之下的港澳研究所受到「避免功高震主」的「辦公室政治學」的局限，即使是滿懷雄心壯志，也不敢放開手腳去工作。
中央將港澳研究所掛靠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可避免出現此類弊端。其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職能，是圍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中的全面性、綜合性、戰略性、長期性問題開展跟研究和超前研究，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諮詢意見，為制定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區域發展政策提出建議。也就是說，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智囊。盡管其位階與國務院港澳辦相平等，但在工作性質上卻有區別。港澳研究所置於此，更有利於其發揮所長，也能鼓勵研究人員充分發揮積極性，以進行質素較高的調查研究工作，直接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交有至港澳的政經情況研究成果。
二、但又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一個事業單位，這就使港澳研究所可擺脫「官方機構」意涵，而是以「學朮研究機構」面目出現。這不但可使其吸納各方研究人才，而且也有利於其研究人員接觸港澳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民主派。在「兼聽則明」之下，有利於中央實事求是地作出符合港澳實際情況的決策。
不過，尚有兩個「結」，是需要注意解決的。其一，是港澳研究所是否將會「撈過界」，侵蝕國務院港澳辦所屬各內設司級部門的調查研究職能？其二，從目前情況看，港澳研究所的主要工作精力是放在香港事務之上，這是否將會形成「慣例」，日後變成虛有一個「澳」字，亦即將會疏冷澳門問題的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