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特殊組成部份。按照「錢七條」規定，澳門回歸後與台灣地區兩地間的各項交流交往，應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澳門地區的涉台事務，凡是屬於涉及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的事務，應由中央人民政府安排處理，或由澳門特區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指導下處理。與此同時，「錢七條」又從實際出發，為回歸後繼續保持和發展澳台間民間交流和交往創造條件，預留了寬鬆的空間，並妥善處理台灣在澳門機構和人員的問題，允許其在回歸後以適當的名義繼續留存。

澳門回歸後，特首何厚鏵堅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及「錢七條」精神，積極推動澳台民間關係發展。四年多來，澳台之間的互動關係儘管道路曲折迂迴，但總的趨勢仍是朝著積極、理性而務實方向發展，澳台雙方在經貿、文化和旅遊等方面還有很多事情可做，並可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起到獨特作用。

然而，可能是受制於目前海峽兩岸關係的大氣候，故致使在澳台關係領域更好地落實特首何厚鏵「以民為本」的「治澳理念」，在台灣地區設立民間及事機構，以便於就近為旅台澳門居民提供服務並維護其切身權益方面，至今仍是處於無所作為的情況。

目前有一萬多名澳門居民在台灣地區打工，及數千名澳門學子在台灣的大學中就讀。而且，台灣已成為澳門居民出外旅遊的其中一個熱門地點。他們在台灣遇到什麼意外，或發生甚麼困難，在舉目無親之下，確實是需要特區政府的派駐人員或機構提供協助，處理問題，解決困難。尤其是在台澳門居民遇到一些涉及公權力的麻煩事，如被刑事拘留、勞資糾紛官司等，就更需要有一套服務支援機制來為他們提供協助。雖然說，目前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在台北設有代表機構，但它的主要功能是向台灣民眾推介澳門旅遊市場，服務對像並非是在台澳門居民。因此，特區政府向台灣派駐機構，向在台澳門居民提供各種服務，在實務上是有此需要的。

尤其是在台灣工作的澳門居民，除了是知識層次較高，具有一定技能，並在都市地區從事金飾、餐飲、點心、洋服等行業的澳門老居民之外，大部份是從福建鄉下移居澳門，文化程度以至維權意識都較低，在台灣非都市地區從事建築等行業的澳門新居民，經常受到僱主的欺負，或是在發生工傷意外時，都不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其中有個別有點見識者，曾跑到「陸委會」、「勞委會」申訴，但這些「政府」部門又因他們並非是台灣居民，或以澳門政府並未與台灣當局簽署勞動僱用協議、因而特區政府並未授權他們受理等為由，表示愛莫能助。在台灣「政黨輪替」前，有些澳門勞工曾到「港澳居民在台協會」求助，因其負責人周慶峻是資深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政府」相關部門都給其「面子」，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一些問題。但在「政黨輪替」後，因該民間團體的負責人又以「中華愛國同心會」的名義，經常上街進行反對「台獨」的活動，政治色彩過於濃厚，相關「政府」部門對其頓生「瓜田李下」、「投鼠忌器」之感，故這個民間團體近兩年來在幫助在台灣工作的澳門居民方面，也就使不上勁。

值得注意的是，旅台澳門居民對於自己孤立無援的情況，已滋生了對澳門特區政府的不滿情緒，甚至有人聲稱，如果行政長官是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何特首就肯定會想到我們，想方設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了。因此，如何向旅台澳門居民提供必要的服務的協助，這已不單止是關係到貫徹「以民為本」施政理念，充分關懷及照顧弱勢群體的問題，更是關係到更好地維護澳門特區政府的聲譽及形象，將不滿和反對特區政府的情緒及早消彌在萌芽狀態，以至維護「澳門基本法」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的問題。

為此，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澳台可持續發展關係調查研究計劃小組」在其向有關方面提出的六項建議中，第三項就是澳門特區政府可參照「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的模式，在台灣設立類似機構，這個代表機構可以是特區政府授權設立的法人團體〔半官方或民間機構〕的建議。另外，澳門特區立法會的一些議員，也曾就在台灣設立民間性質的辦事機構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了書面質詢。

本來，按照「錢七條」關於澳門特區與台灣地區之間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行政長官批准的規定，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之下，台灣當局要與澳門特區政府建立正常化的聯繫協調機制，及澳門特區政府在台灣設立辦事機構，應是在政策允許範圍之內。當然，這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在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及指導之下進行。

然而，由於陳水扁上台之後，一直拒絕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否定「九二共識」，這又使澳台之間建立正常化的聯繫協調機制，澳門特區政府在台灣設立官方辦事機構，成為不可能。這是因為，雖然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享有高度自治權，但畢竟澳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份，按「錢七條」規定，既是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的事務，應由中央人民政府安排處理，或由澳門特區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導下處理。而澳門與台灣兩地間的官方接觸，是涉及到兩岸關係的問題，就必然受到這一規定的規限。何況，目前中央政府的對台政策，是針對陳水扁拒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情況，而拒絕與台灣當局發生任何官方關係。故作為兩岸關係特殊組成部份的澳台關係，是不能發生官方接觸的。

在此情況下，如何既能做到不抵觸中央對台政策底線，又可向在台澳門居民提供各項服務，就需要以「遇到紅燈繞道走」的智慧，設法找出一個兩全辦法來。由此，我們是否可從台灣派駐香港的機構──香港「中華旅行社」，及派駐澳門的機構──「台北經濟文化中心」，是以民間機構出現，並分別獲得北京中央和特區政府承認，使其能為在地台灣居民提供各項服務的現成例子中，找出變通辦法？比如，澳門特區政府也在台北市或澳門勞工較為集中的台灣南中部地區，設立一個以民間機構出現的商業單位，按照台灣方面的商業登記法規進行商業注冊，但在台灣當局的默契之下，擁有一定的公權力，亦即可與台灣當局的相關機構，如「勞委會」、「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及各地警局、羈押非法入境者的收容中心、「教育部」、各家大學、「陸委會」港澳處等，進行業務接觸。

由於香港「中華旅行社」和澳門「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的存在和運作，即使是在陳水扁仍未承認「一中」原則的情況下，也被視為符合「錢七條」的規範，故相信採用類似的方式，澳門特區政府在台灣設立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代表機構，應當是不會被視為抵觸「一個中國」原則及「錢七條」的。如果再加上澳門居民尤其是在台灣工作、就讀的澳門居民有此迫切需要及強烈要求的話，澳門特區政府也就有必要盡早請示中央批准，在台灣地區開設民間性質的派駐機構，為在台澳門居民服務。這是符合特首何厚鏵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以民為本」施政理念，及所作出的為澳人服務的承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