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珠海市舉辦了高規格的「珠澳跨境工業區發展研討會」，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員會等政府部門，都有派出代表出席。據說，這個研討會氣氛活躍、發言熱烈，而且不少發言者所提出的觀點頗具新思維。其中又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恆的發言，思想最解放、最具「突破」性，當場博得與會專家、學者、官員的熱烈掌聲。

劉福恆在發言中試問道，「珠澳跨境工業區」為什麼是珠海、澳門各管一個圈，兩個圈的中間有一道溝〔水道〕？他指出，歐盟不同國家，甚至是不同語系的國家組成自由貿易區，裡面都沒有溝。珠海、澳門都是我們中國的特區，組成跨境工業區應該是一個圓圈，裡面不要有溝。他還尖銳地指出，我們不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因為經濟特區不到位，國家決定設立保稅區﹔又因為保稅區不到位，決定成立跨境工業區。如果跨境工業區還是實行保稅區政策，就不是真正的跨境工業區。為此，他建議「珠澳跨境工業區」可以擴大到「珠海保稅區」。

劉福恆又指出，跨境工業區要投入成本低，監管成本低，將來入園區的企業才能賺到錢，園區才能讓珠海人民致富。但是像原來的多層次管理，必定將會提高管理成本。不要自己設「枷鎖」，珠澳兩方成立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像一個股份制公司的管理機構那樣，統一管理跨境工業區。為此，他不贊成在零點四平方公里的小小跨境工業區內還要設立「展銷區」，應引進高附加值、高產值、高科技的產業，為將來形成「珠澳大經貿區」做準備。必須要考慮跨境工業區的土地利用率，單位面積土地產值至少不要低於沙頭角地區。

另外，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在發言時也指出，建立「珠澳跨境工業區」要從戰略高度來考慮。這不僅是區域性合作、粵港澳資源組合的新嘗試，而且當今世界還考慮到，加強經濟合作，有利於淡化政治歧見，淡化分歧和對立。因此，「珠澳跨境工業區」是國家設立的，其示範意義不亞於當初設立經濟特區，這不僅是珠澳或廣東省的事。要跳出單純是產業合作、區域合作的框框，向更高層面發展。要在「跨」字上作文章，突出一個「特」字。這是全國僅有的，故跨境工業區向國家要求甚麼「特殊政策」都不過分。開放的選擇、開放的發展，關鍵是改革和開放，否則跨境工業區就沒有甚麼生命力。白津夫還建議，跨境工業區在制定長期戰略發展計劃時要高起點，例如要引進數字化的高科技產業，建立數字化的工業園區，要鼓勵高科技的研發中心、研發機構進入園區等。

劉福恆、白津夫等人提出的意見及建議，確是頗具突破性。如果有關「珠澳跨境工業區」內不要設「溝」，可以擴展到「珠海保稅區」，而且還應當成立統一的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等，是並不抵觸「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例的話，這確是值得考慮的發展方向。由於劉福恆、白津夫等人是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改革領域中的重要「智囊」，他倆的這些意見和建議必有來由。或許是在中央已有此思路，但研究尚未成熟。退一步說，即使是個人意見，由於二人的身份特殊，也可透過宣介、遊說，使之獲得中央的重視。

實際上，從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看，目前跨境工業區的性質和定位，可能將會重新陷入「特區不特」的怪圈。──當年決定設立經濟特區之初，國家給予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確是有夠特殊的。但隨著全國範圍內的進一步開放，經濟特區的政策也就隨之輻射擴散到全國去，經濟特區也就缺乏了「特」色了。同樣道理，現時國家賦予「珠澳跨境工業區」的政策，也確是夠優惠的。但隨著「CEPA」的實施、「九加二」區域合作的深入發展，尤其是「十加一」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跨境工業區的優惠政策也可能將會逐漸失去優勢。

其實，「珠澳跨境工業區」可以說是一個縮小了的「自由貿易區」，亦即是在中國這個單獨關稅區內，劃出零點二九平方公里的面積，與澳門這個單獨稅區劃出的零點一一平方公里，合組「自由貿易區」。如果國家仍是對它實施保稅區政策的話，確是使其失去應有的意義和功能。尤其是兩個園區之間的「鴻溝」，並不能使這個「小型自貿區」真正融合。

因此，如果劉福恆「跨境工業區可以擴大到珠海保稅區」的建議，是有「WTO」的規例作依據，也獲得中央支持的話，那麼，按照「比例原則」，澳門方面曾經提出過的將整個澳門地區都劃入跨境工業區的建議，也是應可重新提出，交由中央審批的。這樣，就將會形成劉福恆所說的「珠澳大經貿區」。不過，由於整個澳門是一個單獨關稅區，澳門園區的「擴大版圖」，問題不大。但珠海園區至洪灣「珠海保稅區」之間，仍有一片雖是屬於經濟特區，但並不享受保稅區特殊政策的區域，包括灣仔鎮、銀坑等。倘若劉福恆的建議可行，也須將上述區域納入「珠海保稅區」。

在紀念改革開放設計師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我們確是有必要呼應他的那句名言，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再大一些，站在更高的戰略制高點審視思考「珠澳跨境工業區」的未來發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