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的靈活運用 鄧小平「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的靈活運用

正當第二任澳門行政長官的競選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們迎來了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日。行政長官的選舉產生,就是按照鄧小平有關「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及「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而實踐的一項重要政治活動。充分體現了澳門回歸後,在澳門實行不同於內地的社會政治制度,由全體「澳人」當家作主,行使高度自治權,實現愛國愛澳者治澳的精神。為此,我們無限緬懷鄧小平先生: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澳門之回歸祖國,就沒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就沒有澳門行政長官的選舉。此時此刻,我們更深切地感受到,正是接照鄧小平一手創制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澳門才能創造了今日的輝煌。

「飲水思源」,在澳門居民正實實在在地享受到「一國兩制」政策的成果之際,我們也就有了探究鄧小平有關解決澳門問題的決策指示的愿望。而《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的出版,正好是向我們提供了權威而準確的資料。

由於澳門問題是因香港問題而起,故《鄧小平年譜》相關的內容,是以述及香港方面的為主。包括有關解決澳門問題的各項方針政策,以至基本法中的具體內容,都大量地是匯合於鄧小平有關香港問題的論述之中。這是香港、澳門問題具有「共通性」的地方。但是,由於葡、英兩國分別佔領澳、港兩地的歷史背景及手法有所不同,故澳門、香港問題又各自存在著不同的「個性」之處。為此,《鄧小平年譜》中收錄的鄧小平有關澳門問題的談話內容,就具有極為鮮明的「澳門特色」: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三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澳門總督梅洛‧伊芝迪將軍時指出:關於澳門的地位,中國和葡萄牙政府建交談判時已經商定了,這不是一項短期的政策,而是長期的政策。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上午,鄧小平會見由二百人組成的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在談到澳門問題時指出,澳門問題的解決,想用香港的方式,我們以前不講,是不要因為澳門問題影響了其他。澳門問題的解決當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國兩制」。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鄧小平在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時說,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澳門收回後,賭業可以繼續下去。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葡萄牙總統拉馬略‧埃亞內斯e按:澳門譯作「恩尼斯」〕時指出,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只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鄧小平年譜》還記載了鄧小平此次接見時,向恩尼斯詳盡地談及有關中國國內改革開放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內容。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葡萄牙總理卡瓦科‧席爾瓦〔澳門譯作「施華高」〕時指出,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解決了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為處理國際上有爭議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立足點是,解決香港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而解決台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台灣的利益。我們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以解決台灣問題著手,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受台灣問題的啟發,我們考慮用同樣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看來,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這類問題是成功的,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熱點問題提供了經驗。在此次會見中,鄧小平還就施華高提及到有的國家對中國能否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存有疑慮的問題,作出了回答。

上述鄧小平會見伊芝迪、馬萬祺、恩尼斯、施華高的談話內容,均未被收錄進《鄧小平文選》之中。而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的談話的主要內容,則以《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題,收錄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但有關澳門的部分,則未有收入該文中,現在這次談話的內容則在《鄧小平年譜》中完整地展現出來。

由此可見,由鄧小平設計的「一國兩制」模式,是解決澳門回歸問題的基礎。但由於澳門與香港、台灣同祖國大陸分裂的歷史原因不同,「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與香港模式、台灣模式相比,也就存在著較多的不同點。尤其是澳門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在澳門實施「一國兩制」的構想時,就不可全盤照抄香港的模式,否則就可能會不符澳門的實際情況。聯繫到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活動,這方面的差異就更為凸顯了出來:在香港,在外國有居留權的人是不能參加香港特首選舉的,而「澳門基本法」則沒有將「在外國無居留權」作為行政長官的參選條件,這就決定了參選澳門特首的任職條件,可以在外國有居留權,但在任職期間必須放棄這一權利。其原因,是由於澳門的四十多萬人口中,有十多萬中國血統的居民擁有葡國護照,大約佔人口的三成左右。這些人大多是在澳門出生、居住的老居民,他們在澳門社會中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如果以「在外國無居留權」來作為行政長官的參選條件和重要官員的任職條件,那麼,澳門居民中能夠擔負起治理澳門的優秀人才〔包括澳門出生的何厚鏵〕就會被排除在外,「澳人治澳」就可能會成為空談。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在積極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吸收澳門各界居民的合理建議,在「外國居留權」上放寬政策,堅定了澳門居民對「澳人治澳」的信心,也使何厚鏵能夠眾望所歸地成為首任特首和即將成為第二任特首。這是中國政府根據澳門實際情況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而作出的一項明智決策,也是鄧小平關於「實事求是」精神的具體體現。在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我們更能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