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護漁既可宣示主權又能爭取台灣民心

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和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黃星原就日本警方阻撓台灣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率團前往東京靖國神社進行「還我祖靈行動」一事,分別發表談話,譴責日方的無理行為,並表達尊重和支持高金素梅的合理要求之後,國台辦發言人李唯一前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也發表了同樣內容的談話。北京相關部門的這些「挺高金」表現,在台灣民眾尤其是原住民同胞中起到正面積極作用,並對台灣當局的無所作為、毫無表示感到失望和反感。當然,也有「台獨」分子以「兩國論」或「一邊一國論」的立場,攻擊北京這是「狗咬耗子」、「強代台灣行使主權」。

其實,正是這句「強代台灣行使主權」,恰恰從另一個角度,點出了北京相關部門出面相挺高金素梅的重要意義,不僅僅是「凡是有利於台灣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努力去做」,而且更是透此向國際社會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中國人民利益的重要組成部份,任何國家侵害台灣人民的利益,就等於是侵害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政府有權而且應當出面相挺和維護,並提供救助和保護。這也是在國際社會上進行反獨反分裂鬥爭的需要。

鑑此原理,目前台灣漁民在釣魚島附近傳統作業海域進行正常捕魚時,遭到日本巡防艇無理驅逐,嚴重侵犯台灣漁民漁權和中國主權一事,也應列入中國政府出面維護台灣人民正當權益及宣示中國國家主權的緊急應變行動方案。尤其是在台灣當局同樣也是無所作為、毫無表示,「國防部」將級軍官甚至還以「國軍打不過日軍」為借口推搪護漁責任,本應直接負起護漁責任的「海巡署」也以種種藉口逃避責任,在釣魚島捕魚的台灣漁民則宣佈將懸掛五星紅旗以作自保之際,中國外交、國防、台辦、海警等職能部門出面維護台灣漁民的漁權,這就不但是爭取台灣民心的應有作為,而且更是維護國家主權的正義行動。而且,透過這項護漁行動,進一步彰揚中國政府對台灣地區的主權。

這與中國政府平時在國際社會上宣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的主權屬於中國的一貫做法,有所不同。其關鍵的原因是在於:在前者,由於歷史的原因,盡管中國的主權及於台澎金馬,但實際上並未對台澎金馬行使行政管理權。故在兩岸統一前,在國際社會上對台灣地區的主權宣示,尚未能轉變為實質的行使主權行為。在後者,一、台灣當局從未象對南沙群島的太平島及東沙群島行使行政管理權,安置主權宣示物,派駐軍隊,建設軍事和行政管理機構、設施那樣,亦向釣魚島履行同樣的行政管轄行為。盡管釣魚島不宜居住,但至少也應在島上設置主權宣示物,如碑石、燈塔之類。實際上,據台灣東森電視台昨日揭秘,一九九0年台灣軍方曾計劃派出軍隊登陸釣魚島,但遭李登輝制止而未能實施此計劃。當時日本尚未在釣魚島安置主權宣示物,倘此計劃未遭李登輝制止,今日又哪會輪到日本人在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耀武揚威?二、台灣軍方和負責沿海防衛、治安的「保七總隊」及其後身「海巡署」,也從未派艇到釣魚島附近海域巡邏,更沒有履行護漁責任。三、盡管台灣當局將「中華民國」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劃歸宜蘭縣政府行使,但宜蘭縣政府卻從未對釣魚島進行具體行政管理,在縣政府內也未設置相關管理機構,只是象徵式地將之劃歸礁溪鄉管理,但據說鄉公所也未安排專人管理,更未為釣魚島設立相應的地籍、戶籍檔案資料。因此,倘大陸能趁台灣當局對釣魚島的「管轄空白」而實施具體的護漁行動,其對釣魚島以至整個台灣地區的主權宣示,及對台灣漁民以至二千三百萬台灣民眾的民心統戰作用,就應是事半功倍,入島入戶入心。

實際上,目前釣魚島附近傳統作業海域發生的漁事糾紛,以至其在台灣政壇上及民間中的形成的後續政治效應,為中國政府對釣魚島附近傳統作業海域實施護漁行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一、台灣當局卸責,引起台灣政界強烈不滿。藍軍「立委」聲言,「國軍」倘放棄護漁責任,將封殺「軍購案」到底;「海巡署」倘仍做「縮頭烏龜」,將在日後審議該署預算案時,予以大幅刪砍。二、台灣當局遲遲未有宣佈兩百海里專屬經濟海域界線,而中國政府早已作此宣佈,並按《國際海洋法》的規定標準將釣魚島劃入中國二百海里專屬經濟海域之內。三、李登輝曾說過,「釣魚台是日本的」,而昨日東森電視台又揭露李登輝曾阻止台灣軍隊出兵釣魚島,激起島內民眾尤其是當年「保釣青年」的憤慨。四、台灣漁民在得不到台灣當局施援的無奈情況之下,公開宣佈將懸掛五星紅旗以作自保,潛意識中有渴望大陸護漁的意愿。

當然,為了避免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右翼勢力煽動「中國威脅論」,也是為了避免台灣當局重炒「一邊一國論」,北京不宜派出解放軍軍艦執行護漁任務,而是只須派出人民武警的海警巡邏艇即可。因為武警的職能是國內保安,這就將這項涉台武裝行動置於「國家內部事務」之內,也可為與日方交涉預留迴旋空間。而且,海警巡邏艇也不必真槍真刀地與日本巡防艇硬碰,而只須在釣魚島傳統作業海域「露面亮相」即可。為了進一步提升護漁的正當性,可考慮由海警巡邏艇護送內地漁船到釣魚島附近海域,並與台灣漁船混合作業。這就更能體現「兩岸一家,互助守望」的精神。

這樣做,可使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更深入人心,使台灣民眾加深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感,並透過以實際行動落實「胡四點」中「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台灣人民正當權益」的指示,樹立「胡溫新政」的形象和威信。與此同時,也可透過與台灣當局逃避責任的消極做法形成鮮明對比,而動搖台灣當局的執政正當性及執政能力,削弱台灣當局的「外交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