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珠海（吉大）新華書店購到由在我國首創「世界遺產與世界遺產法」課程，其所著《世界遺產概論》一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收藏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紅嬰所著的《世界遺產精神》一書（華夏出版社出版）。書中有一節「瀕危世界遺產」所提的幾個觀點和事例，頗為值得剛有「澳門歷史城區」被收錄進《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特區的當政者注意。

劉紅嬰教授指出，《瀕危世界遺產清單》是《世界遺產名錄》的附屬名單，也是《世界遺產公約》的條文所設定的。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如遇到下列危險時，將會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宣佈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蛻變加劇、大規模公共或私人工程、城市旅遊業迅速發展計劃造成的消失威脅；土地的使用變動或易主造成的破壞；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變化；隨意摒棄；武裝衝突的爆發或威脅；災害和災變；嚴重火災、地震、山崩；火山爆發；水位變動；洪水和海嘯等。由此，在《世界遺產名錄》每年都在增長的同時，《瀕危世界遺產清單》記錄的總數也在緩步增加。一些遺產進去了，一些遺產出來了，有的遺產只在其中停留了數年，有的則進入多年沒有出來。二００四年科隆大教堂進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開了西歐發達國家產生「瀕危世界遺產」的先河。其成「瀕危世界遺產」的主要原因，是周邊環境受到了威脅。在它的不遠處，密佈著正在建造的和已經建造完成的高於科隆大教堂的現代建築。被這些建築所包圍，無論俯瞰還是平視，都極大地破壞了城市的整體結構和氛圍，和諧感蕩然無存，科隆大教堂的視覺神聖感被抵消和損傷。當科隆大教堂在現代的高樓大廈圍繞中被淹沒，它的城市靈魂的核心作用也就可能不復存在了。劉紅嬰教授還指出，列入「瀕危世遺清單」，明確表達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對遺產地國家保護不力的批評。如果主要原因和責任在本國，而非不可抗力或外來因素造成，也就是一種「制裁」。

如果不是特首何厚鏵就新葡文學校的選址問題表了態，指出在媽閣廟對開海面興建新葡文學校，必須顧及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的核心文物建築之一－－媽閣廟的周邊景觀和附近交通問題，澳門特區政府既主管教育又主管文化暨文物保護（尤其是「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事務的官員，很可能就將會作出與德國科隆市政府同樣愚蠢的決定：在媽閣廟對開海面興建葡文學校。由於這座葡文學校需要容納上千名學生，其面積必然不小，其建築物也必然不低，至少是不會低於現葡文學校的三層高度。倘此，就將不但會將媽閣廟與海面隔阻開來，使到媽閣廟所供奉的媽祖失去其「海上庇護女神」之象徵，而且更嚴峻的是，必然會使到媽閣廟也象科隆大教堂那樣，它的「週邊環境受到了威脅，破壞了整體結構和氛圍，和諧感蕩然無存」、「視覺神聖感被抵消和損傷」，「當它在現代的高樓大廈圍繞中被淹沒，它的城市靈魂的核心用也可能不復存在了」。由此，「澳門歷史城市」即使未被列入「瀕危世遺清單」，也有可能會受到「黃牌」警告。

可能有人會質疑道，世界遺產委員會不會如此勢利吧？「澳門歷史城區」剛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就將之列入「瀕危遺產清單」或是發出「黃牌警告」？

這又有什麼出奇！劉紅嬰教授在《世界遺產精神》一書中，就有一節的題目是「同時進入《世界遺產名錄》和《瀕危世界遺產清單》」。她指出，柬埔寨的吳哥古跡，及智利的亨伯斯通和聖勞拉硝石採石場，就是同時進入「名錄」和「清單」。

而在我國也有類似的例子。除了是武當山的真武殿毀焚，張家界的亂蓋包括「登天電梯」在內的當代建築物，樂山大佛的附近複製巴米揚大佛，泰山的停建纜車…等，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警告之外，「三江併流」於二００四年才「申遺」成功，二００五年就因大建水電站而被世界遺產委員會亮出「黃牌」。倘仍繼續之，就有可能會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

本來，「澳門歷史城區」的技術條件就有點先天不足（其原來計劃的「澳門歷史建築群」，以單項建築物計，任其中一家教堂、廟宇，都難以與已被納入「世遺名錄」的著名教堂、廟宇相比擬）。其被納入「世遺」清單，主要是「中西文化匯聚」及「中葡歷史產物」、「澳門回歸」等政治因素對有所不足的先天技術因素起「補強」作用。評委們投下贊成票時，多少是帶有某種特殊的感情因素。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更加嚴格遵守《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及相關規約，保護及維護好「澳門歷史城區」內的各項文物建築，不要使之及其周邊景觀受到破壞。具體來說，不應在媽閣廟對開海面興建新葡文學校。相反，還應盡快兌現文化局長何麗鑽近日作出的諾言，搞好「緩衝區」的保護，使得人類社會活動對遺產的衝擊有所緩解，並有效地預防遺產的無謂損失。

澳門回歸前，前澳葡政府沒有「申遺」的計劃，尚且懂得，在興建海事博物館時盡量「退縮」，不要遮擋「海上庇護女神」的視線。澳門回歸後，及「澳門歷史城區」已被納入「世遺名錄」後，號稱「澳人治澳」的特區政府，就更沒有理由決定要在媽閣廟對開海面興建葡文學校，破壞「澳門歷史城區」核心文物建築的周邊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