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4年6月1日起，因為膀胱癌的多次複發，周恩束不得不告別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廳，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住院治療，從而開始了偉人生命的最後階段。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都想到了什麼呢？“別往臉上打叉叉”，“召見羅青長”等已為讀者熟知，本文選取了部分鮮為人知的“瑣事”，以饗讀者。

遺言國寶交故宮

周恩來的六伯父周嵩堯，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周嵩堯在任期間，嚴以律己，政績斐然，深具民望。瘧因看不慣民國初年軍閥們的明爭暗鬥，棄官歸於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生了興趣：最後竟頗畢生積蓄 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王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末代名家字畫等數十件國寶級文物。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嵩堯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忙於新政府組建的周恩來想到了這位在晚清、民國初年供職于政界的伯父，是個就近討教的好老師，因此就安排周嵩堯到中央文史館做首批館員。這是周恩來在擔任總理期間唯一以自己名義安排的親屬。他在安排周嵩堯為文史館倌員時還對六伯父說:“這次安排你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不是因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國年間有兩件德政:一是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一個有膽有識，又益國利民的行動;二是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你為平息江浙兩省軍閥的一場混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兩省人民免遭了戰火塗炭。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來就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在北海公園的西側，與中南海西花廳僅一街之隔。“文革”期間，北海公園已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而關閉。這給病中的周恩來平添了幾分方便:院方在周恩來病房東側開了一個便門，有時周恩來便在醫護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陪同下到北海公園散步。

有一次，周恩來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特意請來仿膳飯莊的工作人員給他做了兩道素淡的菜。當周恩來看到“仿膳”牌匾下邊的題簽已被人挖掉時，臉色驟然嚴肅起來，問身旁一位服務員:“你知道你們這‘仿膳’兩個字是誰寫的嗎？”服務員欲言又止。周恩來沒等服務員回答，接著又說:“你們還是應該把老舍的名字不上去嘛!”

周恩來和老舍有著極其深厚的友誼。然而，在那場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於1966年8月24日沒進北京太平湖自殺身亡。周恩來得到此噩耗後曾當著身邊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麼向社會交代啊！”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暱難的九周年。殘陽夕照，周恩來又一次在醫護人員和身邊人員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園。走著走著，周恩來突然停下了腳步，硬生生地站在那裏，默默地望著靜靜的湖水出神。幾分鐘過後，他突然轉過身，問身邊人員:“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不知道。”對方望著他搖了搖頭。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接著，他又間，“你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

“聽人說過，很不詳細……”

“我知道。”周恩來語氣沉穩而又堅定，“讓我詳細地講給你聽。”之後，周恩來一邊望著湖中的粼粼碧波，一邊心情沉重地講述著。

1997年10月，筆者在北京采訪老舍夫人胡絮青時，胡老提起周恩來在北海湖畔的事說:“那是總理在跟舍予作最後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談。”

《養蜂促農》贈藏胞、

周恩來一生有兩件比較遺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灣，二是未能到西藏。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他就曾提出率團赴藏，後因高原氣候、身體等原因未能成行。

197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周恩來為了圓自己去一趟西藏的夢，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團進藏。周恩來的身邊人員對筆者說，如果當時一口回絕他的這麼一個美好意願；他心裏肯定很不好受。於是，只好編造說，由於造反派的破壞，西藏機場難以正常起降大型飛機，目前正在抓緊搶修，待修好後再將具體情情況匯報。周恩來是個聰明人，人們這麼一說，他也就不再堅持了。後來，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中央代表團團長率團進藏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的慶祝活動。

1994年9月上旬，筆者有串拜見了華國鋒同志，請他講述周恩來當時對他的召見。華國鋒同志回憶說:1975年8月29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說，你們到了西藏後，要轉達我對西藏人民的問候，要鼓勵進藏的各族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感謝他們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績。一定要告訴進藏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幹部，讓民族幹部大批地，盡快地成長起來。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談的時間比較長，內容也比較多。從他那裏剛回到家，又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我看過一部科教電影《養蜂促農》，可能適合藏民們學習、使用，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裏的同志們看看。但是，你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周恩來還說，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為身體條件不允許，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請他們理解。

修史請別忘楊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動和幾分鐘的散步。有時進入昏睡狀態，醫護人員盡最大的努力，延長他的生命。

10月7日，周恩來突然清醒，他對秘書說:“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党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

楊度是位傳奇人物，他力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辛亥革命爆發後，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衛等一起組織國事共濟會。1915年，寫成了《君憲救國論》一文，一時風靡全國。同時，他還聯絡孫毓筠等五入組成“籌安會”，積極策戈恢復帝制，是當時全國皆知的“籌安會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凱死後，楊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而亡命奔走。此後，楊度轉而投身革命，追隨孫中山，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奔走呼號，十分用心。楊度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于1929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盡管楊度的生命只剩下兩年多時間，他卻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掩護革命，營救革命同志方面有著重要貢獻。對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張瀾等也倍加關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於萬分危急之中，楊度在周恩來的領導安排下，也協助黨做了許多事情，盡到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由於楊度入黨後是和周恩來單線聯絡，外界知道的人極少，為伯這一重要史實埋沒，周恩來臨終前托王冶秋轉告《辭海》編委會，將暢度鮮為人知的一面記入其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