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光亞履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百日說起

前日是國務院港澳辦新任主任王光亞履新屆滿一百天。為此,中新社發表了題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履新百日》的綜述,指他履新一百天來,以學生自稱,頻繁會見各界客人,展現個性和新風。其首次「亮相」,就初顯開明之風,令港澳人士耳目清新。而且,他與港澳記者良性互動,他在會見香港客人後主動與港澳記者會面,並大讚港澳記者「敬業、能吃苦」,出乎港澳記者意料。他面對香港各媒體高層人士的「考問」,不避敏感問題,有問必答。一百天來,王光亞口中的關鍵詞,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愛國愛港、繁榮穩定、「十二五」機遇、港澳新定位、內地新支援、互利共贏、互諒互讓、港澳辦的角色、責任重大、好好學習等。他留給外界最大的印像是謙和、儒雅、理性,樂於傾聽、對話、交流。

而一家香港報紙如是點評:「王光亞出掌港澳辦之後,接見個別港人的資訊,都在港澳辦網頁交代,而且肯答覆記者提問,表達觀點,這種開放作風值得肯定。」

從這篇述評看,王光亞給國務院港澳辦帶來了新風。過去,本欄曾藉著評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力在香港《明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在港、澳回歸前,中央港澳工作機構與港澳各界居民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當時,國務院港澳辦的大小官員,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經常來到港澳地區,深入各界社團座談,或與各色人等溝通,及邀請各界社團組團赴京訪問,就中央和港澳居民所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正因為是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注意以各種貼近群眾、令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好群眾工作,從而調動了廣大港澳居民的積極性,使港澳回歸的過渡期的各項事務得以順利進行。但在港澳先後回歸後,可能是中央港澳工作的決策人士認為,為了尊重港澳兩特區的「高度自治」,並展現中央政府對「不幹預港澳內部事務」的誠意,中央港澳工作機構與港澳居民的關係,就經歷了一場從「熱」到「冷」的「三溫暖」。回歸後國務院港澳辦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不復見回歸前港澳來客絡繹於途的熱絡景象,港澳辦被形容為「守門員」。如此地脫離群眾,又如何能確切掌握港澳居民的真正心態﹖

而現在,王光亞的作風完全不同,拉近了中央與港澳各界人士的距離,至少是將國務院港澳辦打造成為中央與港澳特區的「聯繫橋樑」。

繼二零零八年國台辦主任由外交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的王毅接任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也是由外交部派人來,並非是從內部提升,也非從台港澳事務工作系統調進,這似乎是展示中央對台港澳工作的用人路線,有了新的思考,那就是將台港澳問題視為政治問題,因而必須調進政治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員來主持。

實際上,台灣問題和港澳問題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因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或主觀地認定港澳均是經濟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而有所改變。由此就可發現一個這樣的軌跡,當國台辦(中台辦)是由政治官員,如來自情治系統的羅青長、楊蔭東、楊思德,或統戰系統的丁關根、王兆國等主持,都是北京主動「出招」,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廖承志致蔣經國信、鄧穎超致宋美齡信等,而臺北則只能是被動接招。待李登輝已暴露「台獨」真面目後,卻主觀認定台灣問題為「經貿問題」,調來經貿幹部主持工作,結果變成了臺北出招,如「戒急用忍」、「兩國論」,以至是「公投入憲」、「廢統」等,北京被動接招。港澳事務也是一樣,當年的國務院港澳辦負責人,或是在新

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或是由外交部調入,因而政治經驗豐富,盡管其對手狡詐,但仍能掌握主動權。後來是「三門幹部」(即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當家後,就被動得多。偏在此時,中央高層又錯誤理解「一國兩制」中的「不幹預港澳高度自治事務」,將港澳辦當作是「守門員」。於是,在中英談判中堅決支持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法律、教育界,卻成了「七一大遊行」的主導者。

現在還正面臨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那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擁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老幹部紛紛離休、退休,代之而起的是「三門幹部」。「三門幹部」如是掌理經濟技術專業的部委辦,並無不妥;但在掌理涉及複雜政治問題的台、港、澳事務時,就往往表現出政治經驗不足,甚至是把政治問題當作是行政技術事務來操辦,就必然陷於被動。因此,廖暉退休後遺留的空缺,沒有在港澳辦內部提升,估計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因為港澳辦現在的幾名副主任,都是「三門幹部」。但偏在此時,香港、澳門事務的政治性質日重,包括外來勢力暗中插手幹預,也包括港澳社會正向「公民社會」轉型,居民的訴求中夾雜著不少政治問題,如由「三門幹部」技術官僚來處理此類問題,恐怕難以得心應手。

在目前的現實環境下,只有外交部的官員才擁有較多的政治鬥爭經驗。即使他們也是「三門幹部」出身,但經過多年外交工作的浸淫,尤其是對美外交無不是政治過招,因而磨練成在國務院系統中政治經驗最豐富者。其中又如王光亞為甚,單是他在聯合國任職的經歷,就練就了洞若觀火、縱橫捭闔的本領。另外,外交幹部往往也在外交活動中,培養出嫻熟的交際手段。

但外交幹部也並非沒有局限,就是謹小慎微,遇事不敢自己拍板作主,事事都要請示報告。在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之前,周恩來是以政務院總理身份來兼任外交部長的。他每逢到外交部主持會議,都強調三句話:「外交幹部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外交無小事」,這就形成了外交幹部謹小慎微的傳統作風。一九七三年毛澤東指示「四人幫」圍鬥周恩來,其中一個「罪名」就是「大事不報告,小事天天報」。實際上,周恩來就是「小事天天報」的「舉輕若重」的人物,與鄧小平的「舉重若輕」正好相反。這就使到外交官員養成了小心謹慎、事事請示的傳統作風。

不過,今日的情勢已經大為不同,外交工作已經走向專業化、規範化、制度化;外交官員也已從「將軍大使」到「翻譯大使」再到「學院派大使」,具有更深厚的專業知識和更寬廣的國際視野,故此在保持「外交無小事」的優良傳統的同時,更具有開拓精神和獨立工作能力,無論是從事外交還是內務工作,都有較佳的表現,如王毅就是一個好例子。而從王光亞以往的表現看,他也並非是「小事天天報」之輩。由出身於外交部,曾到過聯合國任職,本身具備國際視野的王光亞接任港澳辦主任,相信在處理港澳事務上會有一番新氣象。

中新社的述評說,「再過若干天,春暖花開之日,王光亞將應邀赴香港、澳門進行工作訪問。」看來,本欄日前有關王光亞應注意避免「大香港小澳門」的議論,已得到了北京的重視。但「春暖花開」是何時?一月間各省級政協開會,二月是春節,三月又是全國「兩會」開會,而此時港澳地區許多政經聞人都因開會或渡假而不在港澳。或許,要到「兩會」閉幕亦即是三月中旬之後,才是適當的時間。而在此時,雖然已過了紅梅「猶有花枝俏」,但卻是「山花漫爛時」,正好是春暖花開季節。

(發自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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