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國公共外交的現實路徑

轉變國家中心主義的傳統思維,構建和傳播具有中國價值觀特色的國際公共關係理念以及優化公共外交議程目標、力量佈局和工具手段

近年來,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國家在經濟領域迅速崛起,其地區乃至全球作用日益顯現。然而,新興國家要真正躋身於國際體系的核心,改變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主導的局面則將是一個長期的艱巨任務,還需要具備能夠為改造國際治理體系提供更具先進性、公平性和廣泛感召力的公共產品等綜合能力,需要有效運用國際公共產品的外交技巧和相應的制度、組織和人才。因此,“公共外交”不僅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的一個顯性元素,甚至被普遍地承認是一國“軟實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中國公共外交發育不足的三大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的公共外交發育不足,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歷史條件。眾所周知,新中國誕生於20世紀冷戰興起的時代,外交局面從一開始就受制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峙。儘管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的指揮和部署下,新中國外交曾經在對外宣傳、文化交流和民間往來等多個層面作出過濃墨重彩的業績,但總體來說,當時的實踐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內外條件的局限,新中國有限的公共外交活動在發生地域上表現為國內多於國外,社會主義陣營內多於周邊國家,第三世界多於西方國家;在形式上表現為雙邊大於多邊;在對象上則是友好人士多於反對者,精英群體多於普通民眾。

觀念因素。首先,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裏,公共外交並沒有作為一個清晰的理論概念進入中國外交的戰略規劃之中。雖然幾代外交決策者曾十分強調並有效運用過“人民外交”思想,但是“以民促官”主要被視為一種打開國家間建交大門的途徑,服務於突破官方關係隔絕的現實目標,而並未成為外交全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在前50年中的多數情況下如此)。這一思想的實質仍然是國家中心主義的權力政治思維,而當代中國外交所遭遇的挑戰則更多地來自對象國家的內部社會;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以現實主義思維佔據主導地位的中

國外交一直注重地緣政治失衡、局部戰爭與衝突、促進對外貿易和在華投資等實際損益,固守“只做不說”,“不爭論,不出頭”等特定歷史背景下出臺的外交學說,公共外交的研究和實踐未能與時俱進地得到重視和發展,逐漸造成中國對外話語權的嚴重缺失,我們在國際上做了的好事、實事、大事不僅沒有昭告天下,甚至還被某些外界輿論所曲解、貶低和中傷;再次,“君子訥于言”等深層次傳統文化心理使中國外交長期以來形成含蓄內斂的行事風格。但事物都是辯證的,對於公共外交意識在中國的生長,其惰性的影響可能大於積極的作用。

制度工具。外交工作說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而公共外交的獨特之處是以非職業外交人員為主去做境外公眾的工作,這就需要在制度上為這類人群和此種工作作出有效的銜接與安排,提供靈活多樣的組織協調服務,更應該為之創造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長期以來,中國外交一直實行高度的集中管理,“外交大權在中央”,“外事無小事”,這些原則在國際化程度較低的年代裏無疑被實踐證明是正確和有效的,有助於對外關係大局的穩定和外交工作的高效。然而,這也必然導致了另一種偏向,即國際問題研究和涉外工作的人才也高度地“被集中”在少數部門和單位,其對外交往的主動性也受到高度“被計劃”的影響而無法充分發揮出來。而即使在這部分機構和人群中,公共外交也沒有得到政策上的鼓勵和確認,而是流於一般的、被動式的任務操作,缺乏系統性成效評估。在社會和公眾層面,更由此造成與外部世界人際交流十分有限,嚴格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儲備不足,對外交流媒體數量很少,影響力較低,也缺少像諾貝爾獎、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具有國際影響和知名度的政策工具。

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

綜觀之,中國公共外交的發展之路漫長而艱難,但這並不足以否定其未來潛力。

從這一領域的國際競爭水平來看,公共外交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仍未完成其理論定型,其觀念界限、功效定位和工具形式還處於爭論之中,國際關係理論界尚未完全接受此一“另類思考”進入其“大雅之堂”。這一狀況無疑為中國學界針對自身的發展規律、現實條件和國際化途徑,創立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兼備新興大國共性的公共外交理論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從實現公共外交的資

源稟賦的角度來看,作為30多年來持續快速發展的最大新興經濟體,中國已經初步具備了實施公共外交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源、產業基礎和國際交流渠道;就外交格局而言,由於長期奉行全方位和平自主外交方針以及中國在全球、地區和雙邊事務中實際地位的上升,公共外交的外延正在不斷擴大。正如外交部副部長傅瑩所感受的那樣,“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上(從未)有這麼多人認真聆聽,推動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從未)有今天這般廣闊的空間”;最後,也最為重要的是,高度集中的外交管理體制畢竟有助於保證公共外交所必需的內部協同性和政治支援到位。一旦這些潛力得到有效的調動和發揮,中國公共外交的局面就有望得到轉變。

未來的中國公共外交應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特色:

思想先進。公共外交的實質在於對外傳播本國的核心價值觀和國際政策理念,先進的思想是民族自信自立的前提,也是公共外交的堅強後盾。60多年來中國外交思想數度調整變革,最終沉澱下來的是一組值得系統闡述和光大的先進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和諧共處觀,“合作共贏”、“予取平衡”的包容發展觀,“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和“互利互讓,協商解決”的矛盾處置觀、“睦鄰、富鄰、安鄰”的周邊關係觀、“平等相待,充分尊重”的小國觀等均屬此列。開展公共外交,理論應該先行,要特別注重對既有的重要外交思想及其實踐案例進行認真清理和深度挖掘,增加其對國外受眾產生的衝擊感、美譽度和感召力。例如,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政治設想以及中英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經驗堪稱當代國際關係中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範,對於至今依然困擾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內外矛盾、治理糾紛來說仍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設計得高遠。公共外交是一種目標細分的針對性極強的外交作業,同時它又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每戰必勝。因此,公共外交應該與其他外交活動在目的要求和成效評估上有所區別,既追求時效和危機情況下的集中式反應,更要講究日常性“涓滴”效應的累積。危機期間的公關管理和信息輸出只是整個公共外交工作的一部分,而重要的是建立平時的基本溝通渠道和人脈關係網絡,培育和儲備能“主動地說、智慧地說、及時地說”的知識與人才力量。此外,未來中國公共外交的佈局將漸呈合理。按國別和地區來看,美、歐、日仍然是對中國外交全局影響最大的外部力量;以地緣政治而言,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關切度最直接、最複雜;從增長潛力來說,國際組織、新興大國和重要的多邊磋商機制可以為中國的公共外交提供更廣闊的創新空間。從工具載體來說,中國的公共外交實踐者將更多地利用境外媒體發表權威觀點,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中國領導人和官員已開始這麼做,當然還為數嫌少)。

具有中國文化所特有的謙遜、平和的風格。中國公共外交的基本理念應該是“尋求理解,不強加於人”,它是審時度勢,設身處地的實務,更是戰略耐心的體現。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通過博採眾長,包括借用外部的制度競爭壓力轉變為學習型大國,取得了經濟社會的持續進步,外交觀念和語彙得到極大豐富,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經驗和能力也今非昔比。然而,自信不同於狂傲,堅持不等於僵硬,傳達不是教訓,競爭不代表排斥。在中國的綜合實力有所上升的今天,開展公共外交更要講究耐心和氣、動之以情、以理服人、坦誠相見,切忌文不對題,甚至拿國內的條條框框和語言習慣向國外的公眾兜售。公共外交雖不同于文化外交,但更需打牢其文化內涵根基,參與者不僅應該熟悉工作對象的歷史、社情和思維方式,還要善於在中外之間構築人文理解的橋樑。

提升中國公共外交五大著力點

外部環境變化和中國內生動力兩大條件要素都在催生中國向大國化、強國化外交轉型。這是不可違背的歷史要求,而面對未來的挑戰,一個新興大國只有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才能不斷釋放自身的潛力,消除前進中的阻力,才能獲得更多更大的外部發展機遇和空間。

既然開展公共外交是中國在興盛過程中的一個歷史性命題,同時也面臨著發展中的某些制度和文化“瓶頸”,那麼要在現有條件下取得一定的突破和改進,其可能的路徑大致有五:

其一,突出對主要外交矛盾的說理。應該在系統分析和預期的基礎上,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主要摩擦點和潛在衝突加以梳理排序,區分矛盾的個性與共性部分,通過對共性的最大化解釋來回應國外受眾對個性部分的疑慮和批評。

其二,以外部社會為主要工作對象。作為公共外交的重要前提之一,只有研究對方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公共權力的分佈狀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開展活動。發達國家的社會關係較為複雜,儘管外交方面的公共政策同樣存在公眾認知程度較低,“民主赤字”嚴重的現象,但是普選制度和多黨制度相對成熟,市民社會和新聞傳媒發育充分,互動程度較高。針對於此,中國的公共外交必須有效組織自身的社會力量與西方社會在各個層面“結網而漁”,學會用百姓的故事、百姓的語言和百姓的視角來詮釋自己,打動對方,影響輿論。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善於開發國內研究機構、民間團體和傳媒界的有效資源,主動擴大讓他們“走出去”進行實際演練的機會。此外,中國公共外交還應與時俱進,適應國際公共關係領域發展的新潮流、新規範,學會借用國外的公關公司、專業經紀人和技術顧問等市場資源來“強身”,這些對象“交際範圍輻射面較大”,耳目靈通,既可有助於提高我方工作的準確性和有效性,還有助於將中方的需要和立場傳遞出去。還有一點值得提及,分佈於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尤其是已經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的政治、經濟、知識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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