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開局新十年

“十二五”開局之年,也將是世界經濟新格局分野之年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GDP總量首次超過發達國家。前者的比重在十年前只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40%,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未來8年可達到60%。採訪中,中央政策研究室秘書長趙濤認為,這就意味著,從2011年開始,世界經濟力量對比開始向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傾斜,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研判,2011年的世界經濟有望繼續恢復增長,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的特點,努力培育我國發展新優勢,既是開局之年的任務,更是“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開闢新十年新一輪增長的長遠戰略。

在後危機時代,全球公共治理的問題凸顯。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著後美國時代國際政治各國實力格局變遷和國際能源、環境政治格局變遷的雙重挑戰。全球治理體系既面臨著治理失靈的危機,也面臨著進行結構調整的重大機遇。

“‘十二五’期間的國際形勢,對中國而言,機遇與挑戰並存;同時,機遇是主要的,挑戰是次要的,決策者有能力將挑戰轉化為機遇。”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始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將從國際事務的被領導者轉變為領導者,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規則的參與制定者,從國際輿論的“挨打”者轉變為競爭者,從西方文化的接收者轉變為多元文化的創新者。

這意味著,未來五年,是中國在世界地位、作用和影響變化愈來愈大、愈來愈明顯的大國崛起時期,要求中國決策者清醒地意識並準確地定位,從配置國內資源轉變為配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

六大歷史機遇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央提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現在來看,剛好過一半。接下來的10年仍舊是大有作為的重大戰略機遇期。對於“十二五”時期來說,抓住這些機遇,是中國由大國邁向強國的關鍵。

在研究者看來,中國面臨諸多歷史性機遇。一是和平崛起的機遇。到2015年,胡鞍鋼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的發動機,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國之一,並將成為新的外國直接投資國。屆時,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二大科技實力國。中國將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中國將成為世界重要的和平力量。

二是發動綠色工業革命的機遇。世界自然基金會總幹事詹姆斯•利普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曾表示,“未來屬於領先新能源技術的國家”。胡鞍鋼就此認為,中國應當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創新者和驅動者。從目前的情況看,在能源科技創新上,中國與美國、歐盟、日本等大體處於同一起跑線,在相關領域,中國甚至具有一些基礎優勢。2009年,中國也已成為新能源領域最大的投資國。在未來五年,中國工業化的大方向是新型工業化,即加速轉向綠色工業,實現綠色發展。

三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機遇。文化作為國家最重要的軟實力,是綜合國力競爭的主要因素。胡鞍鋼認為,中國國家軟實力增強的基本路徑是硬實力先上升,軟實力提升隨其後,經濟崛起在先,文化復興隨後。“十二五”期間,中國的硬實力將進一步明顯上升,而軟實力也將加速提升。“這就需要在‘十二五’”時期強化文化建設,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增強中華文化國際親和力、吸引力和影響力。

四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機遇。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作為工業化的後來者,中國有機會避免其他國家的歷史錯誤,又有機會創新本國的發展模式。後危機時代,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調整,國際貿易體系面臨重組,全球產業分工重新占位,綠色發展成為世界潮流,這些都為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為中國打破原有發展桎梏提供了動力支撐。

五是新“五化”加速推進的機遇。在“十二五”期間,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知識信息化、全球化、基礎設施現代化將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內在動力。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中國最大的發展潛力也在城鎮化。”

過去的幾年,我國有2億農民已經進入城裏。未來幾年估計將以每年0.8至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如果是1個百分點就是1300萬人。一年一千多萬農民進城,伴隨就業、社保、住房、醫療以及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等問題的解決,將給城市帶來巨大的需求。

六是轉型歷程中的融合機遇。在常修澤看來,中國轉型提升的落腳點在於三方面:由邊緣到前沿。中國現在雖然站起來了,但還站在世界的邊緣上;由隔閡到融合。中華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進文明之間尚有隔閡。按照世界和諧的遠景,中國的文明應該和世界其他的先進文明,逐步地交融,最終達到“融合”;由不可持續到可持續。這是對文明的一種期待。

“十二五”新矛盾

在胡鞍鋼對中國經濟研究的視野裏,“十二五”時期,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力量的消長,使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原有秩序制定者的遏制和堵截。在大國經濟的較量中,全球體系的不確定性,使得國際風險轉化為國內風險的可能性增強。大國之間既相互倚重,又相互展開更為激烈的角力,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等的競爭更加激烈。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國家奉行的正是“捧殺”與“棒殺”並行的政策。

陳文玲表示,中國作為出口大國,面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壓力。既遭遇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和市場壁壘,又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產業趨同化。未來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貿易環境將更加嚴峻。

國際消費力的下降也是中國崛起的又一挑戰。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張曉晶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基本稱得上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經歷了這次危機,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恐怕要告一段落。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再平衡與結構調整、實體經濟活力的重新獲得以及新增長點的發掘等,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在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議題的時代,中國在提供全球產品的同時,也因為排放大國的現實而受指責。實現“十一五”減排目標尚且如此困難,“十二五”更大的減排目標的實現更是重任壓肩。

從更為細緻的視角來看,四方面難題也是制約中國在“十二五”時期由大變強的重要因素:

在世界產業分工中,中國仍舊處於產業鏈的低端。低價格、低利潤、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使得中國的產業大而不強。這也是世界要素在中國積聚的結果。中國在高端製造業的能力和高端產品的研發能力上都有待提升。

經濟結構難題是中國需要啃的硬骨頭。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與日益惡化的環境之間的不平衡,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依賴程度的不平衡。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間扭轉到相對平衡、協調發展的軌道上來。

缺乏強大的國際營銷和競爭戰略,以及對國際形勢前瞻的分析能力薄弱。因此,中國面對國際風險的應對能力顯得不足,前瞻性不夠,在國際競爭中和國際爭端中,往往疲于應付。陳文玲表示,在國際反傾銷中,中國基本上處於被動地位。

而在微觀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生產關係也發生了變革。政府職能以及管理方式的改革也面臨較大壓力,如何改革政府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任務艱巨。

還有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英國《金融時報》曾刊文指出,經濟學家擔心目前就人均水平而言仍較為貧困的中國會未富先老。

“三化一調整”

中央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十二五”期間經濟社會的發展事關這一目標的實現。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十二五”期間,最基本的任務要抓住,這就是“三化一調整”。

工業化應該把重點放在科技自主創新上,要從低技術向高技術轉移,要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移,要從產業鏈低端邁入高端,要佔領科技制高點,引領未來科技發展的潮流。

城鎮化要真正解決就業和住房問題。每年一千萬到兩千萬的人口進入城鎮,如何解決好他們的住房問題,並能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崗位是“十二五”期間城鎮化加速趨勢下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

農業現代化,一是如何建立現代化農業的服務體系。農業服務體系建立起來,農業的發展會有新的突破;二是要解決現在農民承包的土地與住房的有償轉移問題。這與城鎮化密切關聯。比如說農民進城後,承包的土地怎麼辦,住房不能出售,但是也不能從山溝裏帶到城市,需要解決流轉的問題。要讓轉移出來的農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帶著走。

“一調整”就是收入分配。要下大功夫調整收入分配,首先是要改善初次分配當中的勞動者報酬比例太低的問題。同時要解決個體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大的問題。賀鏗舉例說,現在越發達的地方工資越高,越不發達的地方工資水平越低,造成資金和人才都往發達的地區集聚。

賀鏗還講了一個故事。現在國有企業憑藉著壟斷的資源,和其他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內部差距也很大。一個國有企業的老總,一年的工資幾十萬上百萬。有國有企業老總曾對賀鏗表示,這是向著國際靠攏,即便如此,自己比美國企業CEO的薪水還低很多。賀鏗反問,“那你的員工薪酬向美國CEO帶領下的員工靠攏了嗎?”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就表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牽動發展方式轉變全局。這不僅在於收入分配已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還在於它是撬動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戰略支點,是形成消費主導的重要基礎,“在‘十二五’開局之年,要儘快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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