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總理遺言”案真相

1976年,一封橫空出世的“總理遺言”在全國人民手中迅速傳抄。“遺言”恰好說出了經歷了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國人民的心聲,讓人從無懷疑其確實來自周恩來。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封“總理遺言”其實出自一位小工人的手筆,並由此釀成了震撼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是當年“總理遺言”事件當事人之一。

精心炮製“總理遺言”

很久很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總理遺言”這場驚天大案的源頭來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學,也是我們的鄰居,那個在許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漣漪的風流才子蛐蛐兒。蛐蛐兒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幾的個兒,一頭微卷的頭髮透著濃濃的儒雅和書卷氣。

蛐蛐兒那時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電廠當工人,阿斗是建設兵團的,大耳朵在農村插隊。雖然分佈在各處,但他們仍然常常聚會。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哥哥的同學大耳朵從他插隊的農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兒、阿斗、晨光等一幫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裏。大家一起議論到剛剛下發的中央文件,議論到文件宣佈的中央高層人事變動中沒有了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對時局的憂慮,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擔心,讓這幫熱血青年更有了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

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總理逝世後會不會留下遺言,又猜測如果有遺言,總理一定會說到哪些內容。

集才情和矯情於一身的蛐蛐兒有一種超乎常人的創造性思維激情。就在大家議論總理會不會留下遺言時,以往總是很亢奮的蛐蛐兒卻顯得異常沉默,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他的腦子裏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轉動,他將這幫熱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論、觀點、設想、猜測、希望……一絲一縷地融進自己的大腦,然後經過消化、過濾、融合,不動聲色地構思創作了一份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給鄧穎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周恩來

1975.12.28

另一部分較長,也就是當時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幾乎被人人抄錄的著名的“總理遺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症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彙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感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掌舵,是全國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和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鍛煉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老一輩人,跟主席那麼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戰鬥精神,保持革命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瞭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以來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程。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些在我們前面倒下的先烈,我們是倖存者。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多少年來,我總想著,用什麼來向他們彙報呢?……在此彌留之際,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展望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們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一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倍工作,為人民服務了。同志們一定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後事,我向中央請求: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29

在1976年春節過後不久一個寒冷的晚上,當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兒家聚會時,蛐蛐兒在昏黃的燈光下,拿出了兩張薄薄的紙。那就是他精心炮製的“總理遺言”。但他沒有將真相告訴他的這些夥伴們,只說他是抄來的。當時在場的幾個熱血青年,在議論了一番“和我們猜測的挺像”之後,全都埋頭抄寫起來。

多少年以後,蛐蛐兒告訴我,當他看到連我哥哥這樣一個在他看來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都不問一字,埋頭就抄這份“總理遺言”時,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每個人都相信“遺言”的真實性

接下來的事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當時在場抄錄這份“總理遺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將這份抄錄的“總理遺言”拿給周圍的親人、朋友、同學看了,而每一個看的人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就抄,我也是在這個時候從我哥哥手裏看到“總理遺言”的,也是看了以後埋頭就抄,我當時甚至還把它背了下來。每一個抄錄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傳給他們周圍的人。就這樣,這份僅僅是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23歲小工人之手的所謂“總理遺言”,卻冠以周恩來的名字在短短的時間內像滾雪球一樣迅速地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

那是一個特定的年代。從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社會動盪了十年。善良而無奈的中國人不知道該怎樣表達自己內心真實的意願。就在這個時候,人們看到了“總理遺言”。

一切盡在不言中,每一個人都毫無保留地相信“遺言”的真實性。因為“遺言”中有許多內容迎合了人們的心理渴望(雖然“遺言”中也有一些對張春橋、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評價,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總理不得不說的話)。人們心中流淌的無以言說的情緒在這樣一份從天而降的“總理遺言”中找到了最妥貼的寄託。

兩個多月後,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佈:“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國家公安部為此專門發了文件。

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被公安局網入囊中。事情至此本來可以迅速結案,然而,有關方面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樣一份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總理遺言”居然會出自一個年僅23歲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層當時重權在握的某些人看來,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

對蛐蛐兒的輪番疲勞審訊開始了,有好幾撥人倒換著反復問他同一個問題:“遺言”的真正製造者是誰?千百次的追問足以瓦解最堅強的意志。終於,他說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一旦說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員看來,整個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當時,中央高層內部鬥爭激烈。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總理遺言”這樣大的政治案件顯然隱藏著巨大的政治背景,而這樣的政治背景必然應該產生在幹部這個階層,蛐蛐兒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後,公安局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讓他們大有收穫。他們在我姐姐房間的一張寫字臺的抽屜裏發現了一疊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個名字———阿胖。經調查,阿胖正和我姐談朋友,而阿胖的父親時任浙江省委領導,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從這條線順藤摸瓜,案子就漸漸納入了上面希望的軌道。接下來被拖進這樁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幹部階層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為省廳局領導的父親、其在浙江大學當處長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那位時任省委組織部處長的父親。

蛐蛐兒相信“總理遺言”也是總理要說的話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在今夏將近40度高溫的天氣裏,走進了蛐蛐兒現在的家。一個50多歲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兒住在這套至多不會超過50平方米老舊灰暗的居室裏,蛐蛐兒臃腫肥碩的身軀一看就是常年坐輪椅或臥床不活動造成的。他的腦子還是相當清醒的,但那木訥的表情和遲緩的動作卻像一個患了癡呆症的老人。當年那個令多少女孩子著迷的風流才子的英俊瀟灑,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跡。

我問他:你還記得我嗎?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憶一下的,沒想到他立馬脫口而出:袁敏怎麼會不記得呢?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上來,久遠的記憶像潮水一樣呼嘯而來。

我問他:你能看書嗎?

他說:能。

我又問他:能寫東西嗎?

沉默了大約幾十秒鐘,他說:能。

我告訴他,我正在給《收穫》雜誌寫關於“總理遺言”的回憶文章。我還告訴他,《江南》有一個欄目叫“第一見證”,專門刊登一些親歷親為的重大歷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為“總理遺言”的第一當事人,給這個欄目寫一點真實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歷史,這樣也許會更客觀、更公正、更全面。他沒有拒絕。

一個星期以後我給他打電話,問他寫了沒有。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才說:沒有。是不想寫還是寫不動?半晌,他才又說:寫不動。我有點著急:身體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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