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四人幫”押解秦城實錄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時以後,到1977年4月10日淩晨,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直被隔離於由8341部隊管轄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區段。這是一項設施完善、防範嚴密的地下工程。

在整個隔離期間,按戰備要求,採取了地下、地上嚴密結合的安全警戒措施

加強值班。由8341部隊副參謀長、工程管理中隊教導員等,晝夜在總值班室值班;工程管理中隊在每個隔離點增設四名室外警戒哨;從機關、部隊先後選調人員參加隔離江、張、王,姚的室內坐班。嚴格出入制度,減少進出人員,定制了特別通行證件,哨兵按證件和指定的名單放行。對部隊加強管理教育,強化紀律,嚴守機密。增添了通訊設施,確保指揮中心與各隔離點、執勤點、後勤保障之間的聯絡暢通、指揮迅捷。每天定時通風、進行空氣過濾、紫外線消毒、噴灑清掃通道,保持地下空氣新鮮,濕度、溫度適宜。

“四人幫”進入隔離點初期,表現焦灼不安,飲食無常,不服管教,無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為甚

在江青隔離室內,有一較寬大的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扶手沙發椅子,地板上鋪有化纖地毯。衛生設備齊全,有立式臉盆、座式馬桶、較大的浴缸。江青穿著原來的衣服,不帶任何械具。生活條件是好的。但江青還不時找茬,嫌菜鹹、菜硬、菜老,說屋內有風。她拒絕室內衛生自理,拒不掃地、擦桌、刷馬桶。特別是對原來在她身邊工作的護士馬曉先,更是白眼相視,怒氣滿臉,甚至仍以“首長”自居對馬曉先大發雷霆,且不聽勸阻,不聽警告。她還別有用心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這樣。”監護人員不理她。過了幾天,江青還寫信給黨中央告狀,中央沒有理睬她。

姚文元進點之初,不時地探問:“這是誰叫你們幹的?”“你們是哪個部隊?”“這是什麼地方?”甚至借用開飯的機會,聽到汽車聲響就往室外跑,想看個究竟。當監護人員阻止他時,他竟謾駡監護人員!

汪東興提醒監護人員,要保護好“活證據”,要發揮政策威力,要按“監護規則”辦事。

一個月後,“四人幫”逐步平靜下來,慢慢地適應了環境,生活基本正常

當時規定他們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略為高於機關工作人員的水平。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東八所機關食堂供應;江青的伙食,由“八區”的機關食堂製作。開飯由專人管理,汽車送飯。早餐備有稀飯、饅頭、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葷、一素、一湯,米飯、饅頭等,水餃、麵條、大餅、油條等花樣經常調換。

張春橋曾有幾天不吃飯,只喝一點水。問他“要絕食嗎”?他說,不是絕食,有點感冒。經部隊衛生員診治,幾天後恢復正常。不苟言語的張春橋對年輕的衛生員說:“小同志不簡單,真把我的病給治好了。”他每天看書的時間不少,主要是看《毛選》,看得很仔細,點點畫畫,眉注不少,有時也翻看《列寧選集》。除看書外,每天都在室內走走轉轉,低頭或仰首長思。有幾次他往室內地漏裏倒水,問他“為什麼?”他說,氣候乾燥,地漏有臭氣,用水澆濕好一點。

王洪文進點後的兩個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飯、吃一點小菜。問他為什麼?他說吃多了腸胃不舒服。兩個月後,逐漸習慣,吃飯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書,也不多活動,只是呆坐著。工作人員看他有時手腳不太靈便,偶爾有點幻覺反應。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時晚飯剩下的飯菜,他自己把它留下來,午夜加熱後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選》或《列寧選集》;時常在室內走動,彎腰甩胳膊,活動四肢。在“四人幫”中他是話最多的一個。在隔離期間,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錯。

江青後期飲食一直正常。她願吃洋蔥頭,喜歡吃蘋果,並提出要吃點粗糧,吃點長纖維的菜。在隔離期間,她間或看點《毛選》,躺的時間比較長,有時熟睡,有時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內打一兩次太極拳。江青同監護人員中的女同志有時也說幾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點水”。有時她也問“是不是鄧小平上臺了?”“是不是鄧小平叫你們幹的?”這些都被監護人員給頂回去了。進點後兩個多月的時間,江青每天都寫日記,一次開飯時,她在吃飯,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馬曉先看到她寫的:“這些人對我這個樣子,連馬曉先也對我很不好,她是踩著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來,江青就坐在床上,翻開《毛選》,注視著封頁上毛主席的像,長時間地沉思默想,不時掉下眼淚,有時淚流滿面。江青此刻在想什麼,我們不得而知。

為了配合審查,深入揭發問題,組織原身邊工作人員對“四人幫”進行了面對面的批鬥

1976年10月6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處長孫鳳山,把原先在“四人幫”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醫生、護士、司機等同志共30多人,集中起來,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通知及相關文件,認識“四人幫”的罪行,揭發“四人幫”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許多同志提出,要面對面地同“四人幫”開展鬥爭,揭發問題。經中共中央“江、張、王、姚專案組”同意,於1977年2月對“四人幫”進行了批鬥。

對江青主要是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陰謀篡黨奪權及虐待身邊工作人員的罪行。同時也揭發批判了“四人幫”對周恩來總理的喪事活動,從一開始就進行破壞的罪行。

此外,還對“四人幫”篡改毛主席“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加緊製造篡黨奪權的輿論,擅自開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以及陰謀策動叛亂等罪行,進行了面對面的批鬥。從而威懾了敵人,鼓舞了士氣,大大提高身邊工作人員對“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的認識。

在整個隔離期間,對“四人幫”的言行表現,每天每人有一份簡報,直接報送黨中央,中央領導同志核閱後,送“江、張、王、姚專案組”辦公室閱存。其中有些材料對深入審查“四人幫”的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和情況。

隨著案件的進展,大量確鑿事實證明,“四人幫”是一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黨中央決定將“四人幫”移交國家司法機關懲辦。8341部隊夜奔秦城,將“四人幫”交由公安部秦城監獄關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東興約請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副部長于桑,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吳德、司令員吳忠和8341部隊政委武健華,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了交接工作的準備會議。汪東興交代了任務,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項準備工作,8341部隊要完成好押送任務,北京衛戍區作必要時的接應。特別強調行動要保密,各個環節要協調,要切實做到確保安全,萬無一失。

為了安全順利地完成押送任務,8341部隊從人員、武器、車輛、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作了相應安排。

秦城位於北京西北郊昌平縣境內,距中南海75公里,汽車中速單向行駛,需1小時10分鐘。出城後,沿路兩側大部是開闊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橋樑、涵洞不多,有利於夜間行車。

為縮小知密範圍,押解人員沒有重新組織,只是把原來各行動小組的人員集中起來,統一指揮調度。武器彈藥齊備,除短槍外,還配有速射武器衝鋒槍、輕機槍及手榴彈等。備有三輛紅旗轎車,其中一輛是防彈保險車,採取精幹隱蔽、深夜突然行動的方案。對“四人幫”分批逐個地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點開始行動。第一個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銬著,押上防彈車,坐在後排當中。左右仍是原來擒拿他的霍際龍、吳興祿,二排坐著兩位手持衝鋒槍的隊員,組長李廣銀坐在司機旁。防彈車的前後,各有一輛警備車,坐滿全副武裝處於臨戰狀態的行動隊員。車輛出中南海東門至德勝門方向,經沙河鎮拐彎直奔秦城,一路暢行無阻。9日1時10分到達秦城。交接雙方,辦理手續,移交隨身攜帶的雜物。王洪文被獄方帶進一間寬敞明亮、有抽水馬桶的牢房,並立即換上犯人穿的號衣,開始他的鐵窗生活。

9日3時,車已回到中南海。第二個被押送的是張春橋。同王洪文一樣,他被銬住兩手,押進保險紅旗車,在前後警備車的警戒下,沿著預定路線,於9日4時許,移交給獄方。張春橋依然一言不發,板著一副陰沉僵硬的面孔,被押進牢房。

1977年4月10日零點,開始了第二天的行動。第三個被押送的是江青。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在臨上車之前,拿著手銬跟江青講:“今天要換個地方,帶上這個吧!”她沒有吭聲,緩緩地走進洗手間,上完廁所後,站在鏡子前面梳頭。江青的頭髮就是在那時還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間,她順從地戴上手銬。她原來的女護士馬曉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監護她的女同志陳世冠坐在前車上,她負責江青的衣服雜物的登記管理。江青一路無話。到了秦城下車時,周圍站了不少監獄的工作人員,有的是來工作,也有一些人是專門來看熱鬧的。江青伸出兩隻銬著的手,抬著頭,腳步挺快,不時向兩邊張望。兩名女獄警,帶著她進了牢房,換了號衣。馬曉先、陳世冠向監獄長和女獄警介紹了江青飲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緒,並交接了衣物。關押江青的牢房與“四人幫”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樣,房間較大,通風、採光、衛生設備都比較好,是秦城監獄中一流的牢房。

10日淩晨3時,姚文元是最後一個被押送的。在執行過程中,他無異常反應,比較順從。

至此,在8341部隊隔離監護187天的“四人幫”,於1977年4月10日5時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監獄關押,勝利地完成黨中央交辦的這一重大政治任務。

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合影留念,便宴款待,華國鋒、葉劍英勉勵8341部隊

1977年4月12日下午5時,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體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與8341部隊執行粉碎“四人幫”任務的全體同志合影,事後每人都保存了一張精放清晰的照片。

當晚6時許,政治局全體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便宴,與執行任務的同志們一起,慶賀粉碎“四人幫”鬥爭取得的重大勝利。時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副王席葉劍英在主席臺就座。席間祝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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