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6年10月6日晚8時以後，到1977年4月10日淩晨，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直被隔離於由8341部隊管轄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區段。這是一項設施完善、防範嚴密的地下工程。

在整個隔離期間，按戰備要求，採取了地下、地上嚴密結合的安全警戒措施

加強值班。由8341部隊副參謀長、工程管理中隊教導員等，晝夜在總值班室值班；工程管理中隊在每個隔離點增設四名室外警戒哨；從機關、部隊先後選調人員參加隔離江、張、王，姚的室內坐班。嚴格出入制度，減少進出人員，定制了特別通行證件，哨兵按證件和指定的名單放行。對部隊加強管理教育，強化紀律，嚴守機密。增添了通訊設施，確保指揮中心與各隔離點、執勤點、後勤保障之間的聯絡暢通、指揮迅捷。每天定時通風、進行空氣過濾、紫外線消毒、噴灑清掃通道，保持地下空氣新鮮，濕度、溫度適宜。

“四人幫”進入隔離點初期，表現焦灼不安，飲食無常，不服管教，無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為甚

在江青隔離室內，有一較寬大的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扶手沙發椅子，地板上鋪有化纖地毯。衛生設備齊全，有立式臉盆、座式馬桶、較大的浴缸。江青穿著原來的衣服，不帶任何械具。生活條件是好的。但江青還不時找茬，嫌菜鹹、菜硬、菜老，說屋內有風。她拒絕室內衛生自理，拒不掃地、擦桌、刷馬桶。特別是對原來在她身邊工作的護士馬曉先，更是白眼相視，怒氣滿臉，甚至仍以“首長”自居對馬曉先大發雷霆，且不聽勸阻，不聽警告。她還別有用心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這樣。”監護人員不理她。過了幾天，江青還寫信給黨中央告狀，中央沒有理睬她。

姚文元進點之初，不時地探問：“這是誰叫你們幹的？”“你們是哪個部隊？”“這是什麼地方？”甚至借用開飯的機會，聽到汽車聲響就往室外跑，想看個究竟。當監護人員阻止他時，他竟謾駡監護人員!

汪東興提醒監護人員，要保護好“活證據”，要發揮政策威力，要按“監護規則”辦事。

一個月後，“四人幫”逐步平靜下來，慢慢地適應了環境，生活基本正常

當時規定他們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略為高於機關工作人員的水平。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東八所機關食堂供應；江青的伙食，由“八區”的機關食堂製作。開飯由專人管理，汽車送飯。早餐備有稀飯、饅頭、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葷、一素、一湯，米飯、饅頭等，水餃、麵條、大餅、油條等花樣經常調換。

張春橋曾有幾天不吃飯，只喝一點水。問他“要絕食嗎”？他說，不是絕食，有點感冒。經部隊衛生員診治，幾天後恢復正常。不苟言語的張春橋對年輕的衛生員說：“小同志不簡單，真把我的病給治好了。”他每天看書的時間不少，主要是看《毛選》，看得很仔細，點點畫畫，眉注不少，有時也翻看《列寧選集》。除看書外，每天都在室內走走轉轉，低頭或仰首長思。有幾次他往室內地漏裏倒水，問他“為什麼？”他說，氣候乾燥，地漏有臭氣，用水澆濕好一點。

王洪文進點後的兩個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飯、吃一點小菜。問他為什麼？他說吃多了腸胃不舒服。兩個月後，逐漸習慣，吃飯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書，也不多活動，只是呆坐著。工作人員看他有時手腳不太靈便，偶爾有點幻覺反應。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時晚飯剩下的飯菜，他自己把它留下來，午夜加熱後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選》或《列寧選集》；時常在室內走動，彎腰甩胳膊，活動四肢。在“四人幫”中他是話最多的一個。在隔離期間，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錯。

江青後期飲食一直正常。她願吃洋蔥頭，喜歡吃蘋果，並提出要吃點粗糧，吃點長纖維的菜。在隔離期間，她間或看點《毛選》，躺的時間比較長，有時熟睡，有時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內打一兩次太極拳。江青同監護人員中的女同志有時也說幾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點水”。有時她也問“是不是鄧小平上臺了？”“是不是鄧小平叫你們幹的？”這些都被監護人員給頂回去了。進點後兩個多月的時間，江青每天都寫日記，一次開飯時，她在吃飯，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馬曉先看到她寫的：“這些人對我這個樣子，連馬曉先也對我很不好，她是踩著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來，江青就坐在床上，翻開《毛選》，注視著封頁上毛主席的像，長時間地沉思默想，不時掉下眼淚，有時淚流滿面。江青此刻在想什麼，我們不得而知。

為了配合審查，深入揭發問題，組織原身邊工作人員對“四人幫”進行了面對面的批鬥

1976年10月6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處長孫鳳山，把原先在“四人幫”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醫生、護士、司機等同志共30多人，集中起來，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通知及相關文件，認識“四人幫”的罪行，揭發“四人幫”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許多同志提出，要面對面地同“四人幫”開展鬥爭，揭發問題。經中共中央“江、張、王、姚專案組”同意，於1977年2月對“四人幫”進行了批鬥。

對江青主要是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陰謀篡黨奪權及虐待身邊工作人員的罪行。同時也揭發批判了“四人幫”對周恩來總理的喪事活動，從一開始就進行破壞的罪行。

此外，還對“四人幫”篡改毛主席“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加緊製造篡黨奪權的輿論，擅自開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以及陰謀策動叛亂等罪行，進行了面對面的批鬥。從而威懾了敵人，鼓舞了士氣，大大提高身邊工作人員對“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的認識。

在整個隔離期間，對“四人幫”的言行表現，每天每人有一份簡報，直接報送黨中央，中央領導同志核閱後，送“江、張、王、姚專案組”辦公室閱存。其中有些材料對深入審查“四人幫”的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和情況。

隨著案件的進展，大量確鑿事實證明，“四人幫”是一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黨中央決定將“四人幫”移交國家司法機關懲辦。8341部隊夜奔秦城，將“四人幫”交由公安部秦城監獄關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東興約請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副部長于桑，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吳德、司令員吳忠和8341部隊政委武健華，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了交接工作的準備會議。汪東興交代了任務，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項準備工作，8341部隊要完成好押送任務，北京衛戍區作必要時的接應。特別強調行動要保密，各個環節要協調，要切實做到確保安全，萬無一失。

為了安全順利地完成押送任務，8341部隊從人員、武器、車輛、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作了相應安排。

秦城位於北京西北郊昌平縣境內，距中南海75公里，汽車中速單向行駛，需1小時10分鐘。出城後，沿路兩側大部是開闊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橋樑、涵洞不多，有利於夜間行車。

為縮小知密範圍，押解人員沒有重新組織，只是把原來各行動小組的人員集中起來，統一指揮調度。武器彈藥齊備，除短槍外，還配有速射武器衝鋒槍、輕機槍及手榴彈等。備有三輛紅旗轎車，其中一輛是防彈保險車，採取精幹隱蔽、深夜突然行動的方案。對“四人幫”分批逐個地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點開始行動。第一個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銬著，押上防彈車，坐在後排當中。左右仍是原來擒拿他的霍際龍、吳興祿，二排坐著兩位手持衝鋒槍的隊員，組長李廣銀坐在司機旁。防彈車的前後，各有一輛警備車，坐滿全副武裝處於臨戰狀態的行動隊員。車輛出中南海東門至德勝門方向，經沙河鎮拐彎直奔秦城，一路暢行無阻。9日1時10分到達秦城。交接雙方，辦理手續，移交隨身攜帶的雜物。王洪文被獄方帶進一間寬敞明亮、有抽水馬桶的牢房，並立即換上犯人穿的號衣，開始他的鐵窗生活。

9日3時，車已回到中南海。第二個被押送的是張春橋。同王洪文一樣，他被銬住兩手，押進保險紅旗車，在前後警備車的警戒下，沿著預定路線，於9日4時許，移交給獄方。張春橋依然一言不發，板著一副陰沉僵硬的面孔，被押進牢房。

1977年4月10日零點，開始了第二天的行動。第三個被押送的是江青。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在臨上車之前，拿著手銬跟江青講：“今天要換個地方，帶上這個吧!”她沒有吭聲，緩緩地走進洗手間，上完廁所後，站在鏡子前面梳頭。江青的頭髮就是在那時還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間，她順從地戴上手銬。她原來的女護士馬曉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監護她的女同志陳世冠坐在前車上，她負責江青的衣服雜物的登記管理。江青一路無話。到了秦城下車時，周圍站了不少監獄的工作人員，有的是來工作，也有一些人是專門來看熱鬧的。江青伸出兩隻銬著的手，抬著頭，腳步挺快，不時向兩邊張望。兩名女獄警，帶著她進了牢房，換了號衣。馬曉先、陳世冠向監獄長和女獄警介紹了江青飲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緒，並交接了衣物。關押江青的牢房與“四人幫”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樣，房間較大，通風、採光、衛生設備都比較好，是秦城監獄中一流的牢房。

10日淩晨3時，姚文元是最後一個被押送的。在執行過程中，他無異常反應，比較順從。

至此，在8341部隊隔離監護187天的“四人幫”，於1977年4月10日5時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監獄關押，勝利地完成黨中央交辦的這一重大政治任務。

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合影留念，便宴款待，華國鋒、葉劍英勉勵8341部隊

1977年4月12日下午5時，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體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與8341部隊執行粉碎“四人幫”任務的全體同志合影，事後每人都保存了一張精放清晰的照片。

當晚6時許，政治局全體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便宴，與執行任務的同志們一起，慶賀粉碎“四人幫”鬥爭取得的重大勝利。時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副王席葉劍英在主席臺就座。席間祝酒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