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建設出一個“世界第二”的龐大經濟體，我們能否同時建設出一個穩定有序、公平正義、幸福平安的和諧社會？中國社會踏上了新的“趕考”之路。

60餘年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歷史的提問曾莊嚴宣告：“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他們做到了。

60餘年後的今天，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歷史又一次的提問：我們已經建設出一個“世界第二”的龐大經濟體，我們能否同時建設出一個穩定有序、公平正義、幸福平安的和諧社會？

這一提問剛剛破題，但破題之法已經找到，這就是社會管理創新。

從年初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班以“社會管理創新”為主題到“兩會”上“社會管理創新”議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社會建設與管理的新征程，中國社會踏上了新的“趕考”之路。

直面新任務

目前中國的社會問題明顯增多，這是一個我們不用去否認的事實。為何會如此？有人說這是部分黨員幹部不作為、甚至亂作為所導致的。固然我們的黨員幹部在加強社會管理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但是據此就把社會問題叢生的責任全部推給黨員幹部是不公平的。其實，一個社會的社會問題出現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社會發展與社會治理不同步導致的一種客觀存在。胡錦濤總書記在專題班上說 “我國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是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徵的集中體現”，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目前中國社會呈現出一些什麼樣的“階段性特徵”，這些“階段性特徵”將會引發什麼樣的社會管理問題呢？

——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階層群體衝突增加。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相當單一的，就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他們之間的利益是高度趨同的，不僅沒有根本性的衝突，甚至直接的衝突都幾乎沒有。但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紛紛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與傳統社會階層之間，新的社會階層內部由於利益獲取模式的不同往往會發生各種衝突與糾紛，這些衝突與糾紛極易引發社會問題。像前段時間出現的農民工因討薪而自焚跳樓、土地拆遷中的暴力爭端等等社會性事件，背後其實都是階層利益在衝突。

而且，伴隨著階層分化，社會管理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基本上都要屬於一個“單位”，幹部在機關、工人在工廠、農民在生產隊。按單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現在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單位人”而成為了沒進入麻袋的土豆。對於這些人，僅僅依靠單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們吸納為臨時工，臨時工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動力像“正式工”那樣本分地聽話了。

——社會狀態更加活躍，開放性、流動性問題增多。

目前我國有超過2億的流動人口，在中國的東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對社會管理提出很大挑戰。傳統的戶籍管理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蘿蔔就在坑裏邊，而人口流動，西邊的蘿蔔跑到了東邊，導致東邊的一個坑裏可能有幾個乃至好幾十個蘿蔔。相應的社會福利保障、公平正義訴求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治理等等一系列問題就產生了。比如，農民工建設了城市，但卻很難在城市中居住下來，只能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如何調動流動人口建設流入地的積極性，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讓流動人口不至於因心態失衡引發行為失控，已經成為了城市化發展不能回避的緊迫問題。

人口流動好歹還能看得見，信息的傳播與擴散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信息開放與信息封閉狀態下的社會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難度更是天壤之別。在信息不暢通的情況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應對。可是互聯網讓信息迅即甚至呈幾何級數傳播，往往“網下剛冒煙，網上已燃燒”。本來一個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信息一傳播到網上，馬上情緒激憤。加之，互聯網還有強大的組織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點聯繫也沒有的人在不知不覺間組織在一起形成集體行動。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環境中，人的社會交往已經不僅僅是實體的交往，不僅僅是面對面的交往，而變成了網絡的交往與溝通。一個人足不出戶並不意味著孤立無為，閉門也能造車，網上也可以開店。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會中交往關係最複雜、最廣泛的群體之一，據說目前中國網民已經超過4億人。虛擬社會不同於現實社會，但它又與現實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虛擬社會的所作所為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既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嶄新要求，又是社會管理創新的緊迫任務。

——社會訴求不斷提升，維權意識更加強烈。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溫飽，實現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飽穿暖的同時，對政府的意見也不斷增多，群眾與幹部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凸顯出來了。為什麼啊？社會訴求在提高，群眾願望在升級。我們黨員幹部在實現群眾經濟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讓群眾精神小康方面準備不足。可是，準備不足，群眾就會聚集起來和你要、和你鬧。尤其是隨著社會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過去不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為了大問題，過去理所當然的事情今天越來越理不直氣不壯了，過去堅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礎今天越來越有些靠不住了。鄧小平晚年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們過去總認為發展慢了不行，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之後，發展快了問題更多、更棘手、更複雜。後鄧小平時代10餘年後重溫這句話，確確實實讓我們感受到了什麼是偉人的高瞻遠矚。

——轉型社會價值真空，社會失範引發風險。

社會發展可以突變，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卻不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用30餘年走過了西方社會數百年的歷程，既有價值觀已經失去了共識，新的價值觀又沒有真正形成。而一個社會只有存在共同的價值觀才可能產生一致的行動。當出現價值真空的時候，一切行為都將自以為是，都將無所顧忌，都將不可預期。有權的“官二代”信奉贏者通吃，自鳴得意而視法如無法；弱勢群體則絕望無助，看不到過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鋌而走險非理性殺人。就算那些自詡為只是“打打醬油”的群體，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後何嘗不是一種無奈與憤懣，這使得他們往往是“無直接利益衝突”的肥沃土壤。當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時候，謠言就會主宰社會，恐慌就會降臨社會、動盪就會席捲社會。前些天的“鹽慌”背後並不僅僅是經濟投機，更多的是社會性的焦慮與迷茫。

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可能有經濟政治的繁榮發展。面對這些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和管理要求，我們用慣了的、會用的、曾經很管用的、數十年來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方法越來越不適應、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如何在新的發展背景下，有效地協調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了必由之路與不二法門。

培育新理念

曾經有句廣告詞，“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思想、觀念、認識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對行動、對實踐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甚至決定性的。社會管理創新亦是如此。新理念、新認識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前提與基礎。

——社會穩定絕對不是死氣沉沉，社會秩序絕對不意味著鴉雀無聲。

傳統的社會管理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觀念：只要把社會管住就可以了，社會只要不發生亂子就可以了，只要我們說話社會聽就行了。這種管理理念不能說完全錯誤，而且在歷史上這種管理理念也確實有很好的成效，讓中國社會減少摩擦成本、高度一致、快速往前走方面功不可沒。

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社會管理不能再是一言堂、清一色，實際上現在一言堂、清一色也是做不到的。社會管理不是把社會管住、管死，而是著眼于增加社會活力，調動社會積極性，營造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實現社會和諧，胡錦濤總書記在專題班講話中特別強調，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嶄新的社會管理理念。

當然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必要的“管”與“壓”是不可缺少的，但我們一定要記住，“管”與“壓”只能是權宜之計，只能是局部行為。如果整個社會都是“管”與“壓”，不僅不可能有長治久安，還會埋下動盪毀滅的種子。我們要讓群眾有話可說、有氣可放，話說出來就踏實了，氣撒出來就平安了。為了社會的長治久安，撒氣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與摩擦乃至一段時間內、一定形式的紊亂是我們必須承擔的代價。剛性的社會穩定有效也有限，彈性的社會穩定才是本質的穩定。

——創新社會管理，功夫在“管理”之外在“服務”之中。

對社會管理來說，管理是手段、服務是目的，不能反客為主、本末倒置。當然，為實現社會服務確實需要一定的管制與審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歸根結底管理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而不是相反。我們要通過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做好公共服務來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

比如，政府不是為審批管制而存在，而是為社會服務而存在。溫家寶總理說：“管理就是服務，我們要把政府辦成一個服務型的政府，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社會服務，最終是為人民服務。” 這句話說出了社會管理的真諦。政府減少審批事項，減少不適當的規制、放鬆管制，不再抱著公章收費，靠著許可拿錢，是走向現代社會管理的開始。

再比如，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固然是現代城市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老百姓擺個小攤以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理所當然的權利。我們不反對為了城市美觀對隨意擺攤的必要管理，但在我們實行管理之前應該先去服務，為老百姓提供能集中擺攤又不收或者少收管理費的地方，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還去強制管理，姑且不說缺少起碼的情理支持，也不會達到有效管理的目標。

——社會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會問題與隱患消滅于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

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