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中共六大

1928.6.18–7.11 莫斯科 代表人數142人  全國黨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一個當時最多時擁有9萬多名黨員的政黨,在一個擁有廣袤國土的國度裏,為什麼不在本國召開代表大會,而要不辭辛勞、移師萬裏,前往遙遠的歐洲,在蘇聯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召開會議?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參加大會的代表是些什麼人?這次大會發揮過什麼作用?產生了什麼影響?

危急關頭確定召開六大

1927年春夏,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時段。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和屠殺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7月14日夜,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15日召開分共會議,公佈《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提出“寧可錯殺千人,也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汪精衛集團的叛變,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全國其他一些地方,在國民黨右派把持和操縱下,也相繼以殘忍的手段進行“清黨”。據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者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工會會員由革命高潮時期的300萬人銳減至幾萬人。擁有1000多萬會員的農民協會也基本上被解散。一時間,黑雲壓城,血流成河,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30多年後,毛澤東在接見外賓回憶當時的悲慘情景時,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我們共產黨就像一籃子雞蛋,被摔到了地上,絕大多數都被打爛了。當時在全黨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被敵人的屠殺嚇倒,放棄革命;要麼堅持革命,武裝反抗。信念堅定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敵人的屠殺嚇倒,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國共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離開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

為了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糾正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錯誤,確定今後革命鬥爭的方針,中共中央於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李維漢擔任會議主席,瞿秋白主持。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黨的工作任務,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著重對大革命失敗後黨必須發動農民和開展武裝鬥爭等迫切問題作了闡述。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錯誤路線,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面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巨變,中央臨時政治局提出要在6個月內準備召開中共六大。

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作出《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大會於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間召開。由於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所以臨時會議沒有把大會召開地點確定下來。瞿秋白曾提議將會議地址定在澳門,而多數人主張在香港,未能取得一致意見。

考慮到1928年春夏間莫斯科將相繼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屆時,中國共產黨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中央領導幾經權衡,決定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開,並向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發出了請示電。

1928年3月,共產國際充分考慮了中共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正式回電,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開,要求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等提前到莫斯科做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同時還點名要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出席會議,但遭到陳獨秀拒絕。

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

六大代表秘密奔赴莫斯科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亞,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經陸路去莫斯科的。走陸路的代表為了避開特務跟蹤,到哈爾濱後兵分兩路,一路由綏芬河過境,另一路經滿洲裏出境。黨的領導機關在哈爾濱設立了接待站,接送過往代表。代表們離開哈爾濱時,每人領了一根折斷的火柴棍作為接頭的信物。到滿洲裏下車後,由蘇聯人駕駛標有“67”和“69”號碼的兩輛馬車負責接送。來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然後換乘火車,整整坐7天車才到莫斯科,再由馬套車送到開會的地方。

一路上,最為驚險的是周恩來夫婦的經歷。據鄧穎超回憶,1928年5月初,周恩來夫婦扮作古董商人夫妻,乘坐一艘日本客輪,由上海前往大連,“當輪船剛停到大連碼頭,我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麼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問你們做生意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我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他們又問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幹什麼?答去看舅舅。他們當即讓恩來跟他們到水上警察廳。在那裏,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麼?叫什麼?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幹什麼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麼姓王?恩來同志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恩來同志伸出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後開抽屜看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系列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地一一做了回答。他們為什麼懷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鄧穎超說:“……我與恩來同志分開了。我住進旅館,等候恩來同志回來。大約兩小時後,恩來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進來之後,沒有說什麼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後,他低聲對我說,我們去接頭的證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燒毀。我馬上找出來到衛生間撕碎投入馬桶裏。”

“恩來同志被盤問完了,他讓警察廳為我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後再轉吉林)的車票,車票拿到手後,按時去火車站,但上車後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恩來應立即回片。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終於對付過去了。到長春後,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鬍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後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後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我們在伯父家停留兩天,我和恩來商定,他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趕到哈爾濱會合。”

“可是,我們在哈爾濱接頭的證件已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繫。幸運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發,在我們後面還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後還是等到了,經過同他的聯繫,再同哈爾濱外國朋友聯繫上了。這樣,我們才離開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黨的六次大會。”

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會

斯大林在六大召開前幾天,專門抽時間會見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中共領導人,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形勢作了較為客觀和正確的評價。後來,斯大林又委託布哈林以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身份召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政治談話會。共產國際還專門組織了一個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家洪貝爾德羅、陶裏亞蒂和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米夫等參加的委員會。這些人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州納羅福明斯克地區五一村的一座舊式貴族莊園召開。參加會議的張國燾後來回憶說:“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莊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阡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

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中開幕,黨的主要負責人瞿秋白致開幕詞,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

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的盛嶽,在談到“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寫道:大會起初發生的一場爭論,也許最能說明代表們思想混亂的問題。一些代表認為,中國革命高潮仍然正在到來,而另一些人爭辯說,革命正處於低潮,加以反駁。還有些人在兩種相對立的立場中調和折中,宣稱眼下還看不到高潮正在到來,但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因為發生了這樣一場爭論,有個出席大會的人歸結說,大會要不是在莫斯科召開,這個爭論就會帶來大禍,必然會造成黨內無法挽回的分裂。然而事實證明,最後布哈林還是設法把兩者調和起來,使大會多少還能按照議程有秩序地進行下去。

在共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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